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宝林 . 现代法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2] ,[3]曾宪义 .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6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


海口市退伍义务兵安置实施细则
海口市人民政府


（1995年7月10日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府〔1995〕54号文件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做好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根据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和《海南省退伍义务兵安置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退伍义务兵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下列条件退出现役的义务兵：
（一）服现役期满（包括超期服役）退出现役的；
（二）服现役期未满，因下列原因之一，经部队师级以上机关批准提前退出现役的：
1．因战、因公负伤（包括因病）致残，部队发给《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的；
2．经驻军团级以上医院证明，患病基本治愈，但不适宜在部队继续服现役以及精神病患者经治疗半年未愈的；
3．部队编制员额缩减需要退出现役的和国家建设需要调出部队的；
4．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经家庭所在地的区民政部门和人民武装部证明，需要退出现役的。
第三条 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必须贯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和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强领导，把安置工作列入目标责任制，分级负责，层层落实，确保安置工作顺利进行。
市人民政府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军官安置领导小组，负责退伍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双退办）负责办理退伍义务兵接待安置日常工作。区、乡、镇退伍义务兵的接待安置工作，由区民政局、乡、镇民政助理和武装部负责。
武装、计划、人事、编委办、劳动、财政、公安、粮食等各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助民政部门做好退伍义务兵的安置工作。
接待安置退伍义务兵所需经费，由市双退办根据实际需要，向财政部门编报年度预算，由财政部门给予安排，单独列支。
第五条 市属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外地驻市企业、部队企业）、集体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都有依据国家法律和国务院有关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规定，接收安置退伍义务兵的义务。安置出现问题，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做工作，努力保证退伍
安置工作任务的完成。对未完成退伍安置任务的企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允许招工；申请招收合同工的单位，应留出适当指标安排退伍义务兵。
第六条 接收退伍义务兵时间，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当年的规定执行。因气候或地理原因，经国防部批准提前或推迟退伍的，可相应提前或推迟接收。
第七条 退伍义务兵回到原征集地时，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居（村）委会，应热情接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第八条 退伍义务兵回到原征集地三十日内，持退伍证和部队介绍信到市双退办报到，然后到区兵役机关办理预备役登记。凭市双退办出具的介绍信和有关证明到公安、粮食部门办理入户和粮食供应手续。
第九条 原是农业户口的退伍义务兵，由市、区、乡镇人民政府按下列规定安置：
（一）对确无住房或严重缺房而自建和靠集体帮助又确有困难的，市、区财政部门每年应拨给一定数量的经费，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
（二）对有一定专业和技术特长的退伍军人两用人才，市、区、乡、镇退伍军人两用人才服务机构，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育才、荐才、用才一体化服务，逐步把军地两用人才推向劳动力市场。
（三）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退伍义务兵，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在资金、种苗、肥料、农药、技术、培训、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照顾和扶持。
（四）各部门、各单位向农村招聘干部和招收工人时，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招聘和录用退伍义务兵，年龄可适当放宽。
（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按城镇退伍义务兵的待遇给予安排工作：
1．在部队获得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以上荣誉称号的和荣立二等功以上的；
2．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的二、三等伤残军人；
3．经省、市、区人民武装部批准接枪入伍并服满现役的烈士子女或同胞兄弟姐妹；
4．入伍前为孤儿或入伍前随父母共同生活，在服役期间父母双亡而孤身一人的；
5．女性退伍义务兵。
第十条 各开发区征地时，负责优先安排当年本区范围内退伍回乡的义务兵（领取安置费的除外）。
第十一条 原是城镇户口的退伍义务兵，服役前没有参加工作的，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安排工作，依法保障第一次就业，具体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城镇退伍义务兵的工作安排，由市双退办负责办理，在每年退伍时间结束后一个月内，拟定分配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各单位下达安置任务，退伍义务兵凭市双退办出具的介绍信到接收单位报到，各接收单位不得拒绝接收。
（二）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随用工单位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对分配到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事业单位的，可实行劳动合同制，用工单位要按规定予以签订合同和培训。如退伍义务兵自愿签订有期限合同，则应当允许。在合同期限内，用工单位不得随意辞退。对分配到尚未实行全员劳
动合同制企事业单位的，仍按全民所有制固定工执行。
（三）对在部队获得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以上荣誉称号的和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应优先照顾本人志愿；对在部队荣立三等功和超期服役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照顾本人技术特长和志愿。
（四）对有一定专业和技术特长的，安排工作时，应当尽量做到专业对口安置。
（五）对要求自谋职业的城镇退伍义务兵，应在退伍回到本市后半年内，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报经市双退办审查批准，工商部门应优先给予办理营业执照，各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和帮助。退伍安置部门不再负责安排工作。
第十二条 入伍前户口不在本市，占用我市征集名额入伍和在服役期间户口迁入本市（不包括家庭变迁者）的退伍义务兵，退伍后回原户口所在地，市双退办不负责安排工作。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城镇退伍义务兵，不予安排工作，按社会待业人员对待：
（一）无正当理由，本人要求中途退伍的；
（二）被部队开除军籍或除名的；
（三）服役期间或退伍后待安排期间犯罪（过失犯罪除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四）因犯错误（或劳动教养）被部队作中途退伍处理的；
（五）不符合征兵政治条件规定而作中途退伍的。
有退伍证的前款所列人员，由市双退办出具证明落户；无退伍证的，公安部门凭部队师级以上机关的证明办理落户手续。档案交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管理。
第十四条 因残、因病的退伍义务兵，在部队办完退伍手续后回到本市，市双退办应予接收，并按下列规定进行安置：
（一）因战、因公（病）致残的二、三等伤残军人，原是城市户口的，应在生产、经营相对稳定的企事业单位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原是农业户口的，区、乡、镇有条件的，可以在区、乡、镇企事业单位安排适当工作；不能安排的或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应就地准予办理城镇户口和商
品粮供应关系，并按规定增发伤残军人抚恤金，保障他们的生活。
（二）患有精神病、麻风病的退伍义务兵，病情较重需要入院治疗的，卫生、民政部门应及时安排入院治疗，住院期间所需医药费、住院费，入伍前没有参加工作的，由地方财政开支；入伍前为正式职工的，由原单位负责。城镇户口的退伍义务兵治愈后，由原单位或父母所在单位视情
况安排适当工作。
（三）患有其他慢性病的退伍义务兵，退伍时部队应将驻军团级以上医院出具的有关病历材料装入本人档案，并在退伍军人登记表中予以记载。退伍后需要住院治疗的，市卫生部门应优先安排治疗，所需费用自理。对于长期治疗不愈以致生活严重困难的，市民政部门应酌情给予补助和
救济。
第十五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伍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复工复职。原单位已撤销或合并的，由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安置。
第十六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学校（含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未毕业的学生，退伍后要求复学的，原学校应在他们退伍后下一学期准予复学。如原学校已经撤销、合并或由于其他原因在原学校复学确有困难的，可由本人或原学校向市、区以上教育部门申请，另行安排到相应的学校就
读，毕业后享受同届毕业生待遇，市双退办不再负责安排工作。
第十七条 退伍义务兵报考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第十八条 退伍义务兵在服役期间，因家庭住址变迁，退伍时要求到本市其父母现住地落户安置的，须由父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和工作单位出具证明，报请市双退办审查批准。
第十九条 义务兵从兵役机关批准之日起至部队批准退出现役止，为服现役的军龄，满十个月的按周年计算。分配工作后，其军龄和待分配时间（从部队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原则上不超过一年）计算为连续工龄。入伍前原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入伍前的工龄和军龄
同待分配时间一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工资级别按照国家关于义务兵退出现役回到地方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享受与所在单位职工同等待遇。
第二十条 退伍义务兵接到安排工作通知后，逾期半年无正当理由，并经多次教育仍不报到的，市双退办不再负责安排工作，按社会待业人员对待。
第二十一条 从退伍兵分配之日起，各接收单位必须按分配任务，一个月内到市双退办办理接收手续。
第二十二条 因工作需要接收跨省、市（县）有技术专长的城镇退伍义务兵，必须经市双退办审查后，呈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方能接收；对拒绝接收或不完成安置任务的单位，不得接收跨省、市（县）的退伍义务兵，劳动部门不给予办理从地方招收合同工、临时工手续。
第二十三条 各接收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在制定规章和确定招工计划时，不得与退伍安置政策相抵触，不允许限制下属单位接收安置任务。
对接收安置退伍军人成绩突出的部门和单位，市、区政府和主管部门要给予表彰、奖励。对于拒绝接收或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对无故拖延或故意刁难接收退伍义务兵而造成事故的，要追究其领导者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99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