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市人民政府印发《阳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阳江市人民政府
印发《阳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阳府[2009]3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阳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业经市政府五届二十一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九年五月十四日
阳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决策行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决策质量，保证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行政事项的决策、执行、监督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行政决策属于规范性文件范畴的，适用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有关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对决策事项的决策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决策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科学、民主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决策分为一般行政决策和重大行政决策。一般行政决策实行主管领导个人决定的决策方式；重大行政决策实行集体决定的决策方式。
第五条 下列事项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一）重要发展规划、战略目标的确定或调整；
（二）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三）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重大事项；
（四）重大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和科教文卫等社会、公益事业设施建设项目；
（五）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六）国有资产处置的重大事项；
（七）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
（八）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九）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重大事项。
市政府可以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进一步确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事项。
第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集思广益，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一般应经过以下程序：
（一）决策提出。市政府办公室根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对上级机关工作要求、职能部门工作意见、下级机关工作建议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有价值的决策建议进行汇总、筛选、分析和研究，提出拟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经市政府主要领导核准后确定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市政府分管领导可直接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拟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市政府主要领导也可直接提出并确定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
决策承办单位应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由市政府办公室或市政府职能部门（含直属单位）担任。
（二）调查研究。决策事项确定后，决策承办单位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内容包括决策事项的现状、必要性、可行性、利弊分析以及风险评估和防范措施等，并拟订出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决策备选方案。
市政府领导可以亲自参加调研工作，掌握调研的第一手资料。
（三）咨询论证。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按照《阳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规定组织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形成决策专家咨询论证意见。
（四）征求意见。决策备选方案拟订后，应征求政府组成人员的意见，并按决策事项涉及的范围征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和单位的意见；涉及下级政府事权的重大事项，应征求下级政府的意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必要时，应征求党委领导及党委有关工作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意见。
征求意见的具体范围、形式由决策承办单位报政府办公室确定，必要时报政府分管领导确定。征求意见的形式主要为书面征求意见，也可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协调会，或通过报纸、政府网站等媒体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应当附决策备选方案及其理据说明，列明提交意见的途径、方式和时限。征求意见的时限不少于10天，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己明确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复。征求意见后，决策承办单位应收集整理，吸收合理意见，及时调整完善决策备选方案。对未予采纳的意见，应当说明理由。
（五）举行听证。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按照《阳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举行听证。
（六）法律审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后决策前，必须按照《阳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交由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七）试点试行。对涉及面较广、试验性较强的决策，应先行试点，以检验决策的可行性，取得经验后再作出推广实施的决策。对具有较强前瞻性的重大改革措施，一般应先作出试行的决策，经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正后，再正式决策实施。
（八）作出决策。市政府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需经过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集体研究作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实行集体议事，并以行政首长决定的形式体现领导集体的意志。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重大事项，须有半数以上应出席人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该项工作的领导必须到会。如分管领导因故无法到会，除特别紧急事项须立即进行决策外，应留待下次会议决定。特别重大的行政决策，须经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政府讨论决策备选方案，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会议主持人应当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通过、原则通过、不予通过、修改、搁置或者再次讨论的决定。会议主持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说明理由。政府讨论决策备选方案，应当记录会议讨论情况及决定，对不同意见应当特别载明。
重大行政决策需向党委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报告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经党委或者上级行政机关审定后，由政府发布并组织实施。依法应由人大审议决定的，还应当提出议案，报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后组织实施。
（九）决策公开。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尤其是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公众有权查阅。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按照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公开。
上述（一）、（二）、（四）、（六）、（八）、（九）项为必经程序，（三）（五）（七）项根据决策事项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七条 市政府办公室在办文过程中要甄别决策事项是否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严把决策程序关，确保重大行政决策遵从第六条规定的决策程序。
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的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包括如下材料：
（一）决策备选方案及其说明；
（二）调研报告，征求意见的综合材料及采纳情况说明；
（三）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依据；
（四）按规定进行专家咨询论证的和举行听证的，还应当报送专家咨询论证材料和听证材料；
（五）决策事项的其他材料；
（六）法制部门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坚持做到“五不决策”，即没有调查研究不决策，没有按规定进行专家咨询论证不决策，没有听取意见不决策，没有政府法制部门的合法性审查不决策，没有政府集体讨论不决策。
第八条 加强决策的执行监督，保证政府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
（一）建立责任体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政府作出的各项决策，政府办公室督查部门要进行分解、细化、量化，提出明确要求，将责任落实到政府分管领导、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明确工作标准、进度和完成时限。
（二）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报告制度。执行部门要定期向决策机关报告工作情况。半年和年终政府相关部门应向政府分别写出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专题报告。阶段性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应根据工作安排和完成情况及时报告。要建立经常性的社会通报制度，凡经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作出的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其阶段性工作成果和整顿工作完成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布。
（三）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加强对决策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市政府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调整和完善决策。
决策执行责任人要建立自查自纠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决策目标的实施。政府督查部门要加强对决策目标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对其工作完成情况及时进行通报。对督查中发现的重要问题，按决策目标管理权限，及时向本级政府汇报，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发出限期整改督办责任书，督促执行责任人抓好落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有不适当的，可以向市政府提出。市政府应当认真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的决定。
（四）加强对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政府及其各部门要主动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结合日常督查和年终考核，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五）要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对应当听证而未听证的、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未经集体讨论做出决策的，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给予处分；对依法应当做出决策而不做出决策，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对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做到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相统一。
第九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含直属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制定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并报市政府备案，也可以参照本规定进行行政决策。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之辨析
——兼谈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质疑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黄庆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以下我们将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简称为“指使人”，实施的行为简称为“指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意旨在于打击指使行为，以维护社会道德及公共秩序。然而，既然交通肇事犯罪属于过失犯罪，那么，认定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是否科学呢？
让我们借助于简单的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来考察这个命题：
大前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小前提——指使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结 论——指使 人犯了交通肇事罪。
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是法律规定，是真实的。如果小前提也是真实的，那结论即指使人犯了交通肇事罪，便无可争议。但小前提是否真实，值得商榷。指使人没有实施也没有指使肇事者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而真正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在交通运输过程中驾驶、控制交通工具运行的人员——即肇事人。从这个简单的三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出：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论不成立。但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指使人却已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将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混为一谈，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将指使人以交通肇事罪论共犯处，是不科学的。本文从分析逃逸行为的性质入手，并从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和共同犯罪构成原理两个角度对该司法解释提出质疑，从而指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并提出笔者对指使行为的定位的一些思考。
一、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
所谓逃逸，即为躲避不利于自已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人的逃逸行为是在交通肇事后所为行为，表现形式是逃逸行为的作为，其实质是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不作为。本文所分析的只是单一的逃逸行为（若肇事人有“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肇事人主观心理只能是过失即是对被害人的死亡抱有侥幸心理，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逃逸行为反映了肇事人较为恶劣主观恶性，后果是使被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救助，妨害了肇事责任的准确认定，经侦查制造了障隘。但值得注意的是，逃逸行为并不因此上升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刑法第13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明确规定，逃逸致人死亡并非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而只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法律以此作为独立量刑情节意在警诫或期待肇事人为一定的行为，单一逃逸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单一的逃逸行为不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构成要件，指使人实施指使肇事者逃逸的指使行为更谈不上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指使人出于私利（逃避民事责任或免受牵累等）而见死不救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必然受到社会的共同谴责。
二、指使人是否构成教唆犯？
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来分析，指使人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教唆犯。
1、主体：交通肇事罪主体虽是一般主体，但只有在一般主体履行一定的职责时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直接操纵各种交通工具、指挥交通运输活动或操纵交通设备时才成为本罪的主体。指使行为并不是履行这一特定职责，指使人也就不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2、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客观上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指使行为并不违反这一法规，根据罪则自负原则，指使人仅对自已的指使行为负责，逃逸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再者，指使行为并不与交通肇事行为存在完整因果关系，上述司法解释对指使人处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显然有悖于刑法理论归责原则。指使行为显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求，也形成不了交通肇事罪的教唆犯。
3、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主观上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已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但由于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严重后果。指使人主观为故意，即明知自已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会使肇事人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指使人主观故意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的要求。
三、交通肇事犯罪系过失犯罪，不存在共犯问题
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首先要有共同犯罪故意，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已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只能是过失，否则成立故意杀人罪。肇事人与指使人一方是过失，一方是故意，并无共同犯罪故意，不是共犯。其次要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活动整体，共同创造犯罪的结果。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从行为的时间、行为指向目标看，都是两个可割裂的独立部分。两者的行为指向不一致，也构成不了共犯。
四、指使行为的定位
如前所述，指使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不能等同。那该行为应如何评价呢？仅从道德评价，或抑法律评价并实行制裁呢？笔者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指使人仅实施指使行为，并未帮助肇事人逃逸的情况。因其构成不了犯罪，只能道德上评判或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上述司法解释显然对此作出犯罪的定性，扩大刑法适用范围，使无罪的人应到不应有的刑事处分。
2、指使人实施指使行为，并帮助肇事人逃逸的情况。笔者认为指使人构成包庇罪。所谓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其立法本意为惩罚帮助犯罪分子逃匿的人，只要帮助逃匿，不管以任何种方法，只要客观上加大了司法机关抓捕难度，甚至造成抓捕不能的，就应以该罪处罚。指使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可能犯罪情况下，主观上明知逃逸行为会发生肇事人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肇事人逃逸的行为，加大司法机关的抓捕难度，甚至造成了抓捕不能，就应处于包庇罪。从客观上分析，其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无论从主观、客观上分析，指使人构成了包庇罪。
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先生曾言道：“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与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有刑法滥用之嫌。只有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对指使人的行为进行准确定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从而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