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适用死刑程序法必须与实体法相适应
——从当前主张过分限制适用死刑的尴尬谈起

摘要：死刑(death penalty) ,又称生命刑或极刑(great punishment) ,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是通过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来实现一定的刑罚目的。 随着法律制度和人权制度的发展,死刑的适用已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人权组织乃至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考虑我国具体的国情、社会的整体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 关于死刑存废问题可以说已经提出殆尽了! 所剩的只是关于存续或者废除的法律信念而已 。但是刑法学者乃至高层次的实务专家却几乎趋于一致地认为，我国应当限制死刑的适用。但是我认为在当前实体法未修改的前提下，不应该大规模的过分的限制死刑的适用。
关键词： 限制适用死刑 实体法 现实制约
一、从法理上看
首先，这是由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决定的。在历史中揭示,程序法和实体法共同脱胎于诉讼法,此时的诉讼法是诉未分解时的诉讼法,而现今之诉讼法虽名为诉讼法,实则程序法而已 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程序法是审判方式，实体法是价值评判标准，程序法服务于实体法。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的一种，在惩治犯罪方面，虽然不能说它的服务对象是刑法，但无论审判方式如何改变，在罪与非罪之间，必须以程序法为准。
的确，主张大规模限制适用死刑的出发点是好的，符合国际文明的发展潮流，但法律的进步不应当是程序法突破实体法的适用，这好像和良性违宪一样，“良性违宪”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由此不能推出“良性违宪”应予肯定。否定“恶法”须极其慎重, 否则比无“良法”更糟。 法律的局限性不能以违法的代价来克服。同时，这也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
其次，尤其在大陆法系中，这违背了法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大陆法系）即合法性优先的原则。手段极其残忍的暴力犯罪也被判无期。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应该和法律的自由一样，不应当是绝对的自由，而是相对的自由。这是因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法律约束和限制,也是对自由裁量的引导和指导。具体表现在,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必须依据已有的证据法规则审查和运用证据,必须依据足够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认定事实。如果背离了法律的指引，法官任意的裁量便成了滥用权力。 就如同林老师曾经讲过的一个案例，19岁的崔英杰和未满17岁的宋宁(化名)，在几个小时内，两次抢劫和强奸17岁的王江兰，并尝试溺死她不成后，又用石块将她砸死。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有抢劫、强奸、故意杀人罪的崔英杰死刑、宋宁无期徒刑。然而，2005年11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却改判崔英杰死缓。在这个案件中，罪犯两次抢劫同一人，两次强奸同一人，两种方式去杀害同一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暴力犯罪，我认为这里就摆脱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嫌疑。
二、现实制约着我们大规模的限制适用死刑。
首先，老百姓的感情接受不了。一些非暴力的犯罪，如贪污受贿，按照刑法该适用死刑的，我们却因为要限制死刑而给犯罪分子处以了其他刑罚，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也是讲不通的，他们会说我们的法官有法不依，徇私枉法。这会极大地损害人民法院在老百姓心中坚持公平、正义的美好形象。尤其在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在刑法条文未修改的前提下，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如果实体法不予以修改，我国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堪忧的现状是不能胜任公平、公正审判的。虽然在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最高i的审判机关，法官都拥有较高的业务素质，但是死刑案件的一审、二审程序大多还在各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指导思想下,我国法律规范不详、弹性极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比比皆是,法律空白、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出现,这使得我们的法官实际上拥有着西方诸国法官所无法比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可由法官的随意性拓展为司法专横,滋生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等腐败现象,使“权力游离了实质主体的意志,而成为形式主体牟取私利的商品”。 而我们法官的业务水平的现状却是堪忧的，尤其是没有经过司法考试的法官，很多都是半路出家，专业知识的驾驭和运用水平较低，这是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的。
再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财力物力十分有限，过分限制适用死刑的工作量也将是不堪重负的。这个工作量我认为不光包括死刑复核程序的工作量，还有因为过分限制死刑，而导致许多同情和支持被害人的人民群众的上访与申诉。这种担忧也是现实的，在刑法条文未修改的情况下，过分限制死刑很容易就导致有的法官为了工作效率而草率把应该判死刑的该判无期或死缓，进而就会导致同事不同判，这是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是相背离的，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也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特别救济程序的频繁提起，从而加重国家的财力，人力的负担。
三、解决方案
一、修订刑法典，减少死刑条款。我国目前的刑法典中保留了较多的死刑条款，明显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随着人权观念的日益弘扬,生命权日益被视为不可剥夺、不可克减的“天赋人权” 。纵观世界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死刑主要适用在杀人、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等方面，而对非暴力犯罪大都不适用死刑，故此,我国许多学者都提出对不涉及暴力、没有被害人、贪财图利性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和职务犯罪不适用死刑 同时我们可以扩大死缓、有期徒刑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把有期徒刑的年限加以延长。
二、加大宣传，正确引导民意。其实，国家不仅仅需要聆听民众的声音，更负有引导民意循着理性方向发展之职责。历史经验表明,在废止死刑的过程中,大多数民众起初是不赞成废止的；但是实践也证明，在废止死刑后一段时间，大多数民众又不赞成恢复死刑。这说明民意是可以引导、进步的。
三、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减少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犯罪学家李斯特曾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样我们才能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因为只有百姓的安居乐业，才会有社会的稳定和谐。



见《死刑限制论》王瑞恒著 刊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01期
见《死刑存废的中国语境》李永升 王博著 刊于《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 01期
见《历史维度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李龙 闫宾著 刊于《河北法学》 2005年 07期
见《改革•立法•合宪性》张帆著 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 03期
见《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郑俊涛著 刊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见《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郑俊涛著 刊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见《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赵秉志著 刊于《法学》2005年01期
见《死刑限制论》王瑞恒著 刊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01期
见《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赵秉志著 刊于《法学》2005年01期
参考文献：
《新刑法对适用死刑的限制》史坤娥著 刊于《河北法学》1998年 03期
《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检讨与改进》张永江 舒洪水著 刊于《河北法学》2005年 01期
《尊重生命呼唤良知》宁克华著 刊于《当代文坛》2005年 01期


试论单位犯罪中之“单位”

陈小彪
(重庆邮电学院法学院 400065)


内容摘要:单位犯罪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但是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所为何物却鲜有人关注，而从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体抽象出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应是单位犯罪研究的理论前提，本文在借鉴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定义的基础上，认为单位犯罪中之“单位”是指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成立的，得到法律认可的，具有完全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并对单位的特征、范围及其与其它相关概念的界限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单位　　单位犯罪　　特征　　范围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法人和各种组织体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种种行为也正日益攫取着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其中，由于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种种冲突，有些组织体会做出一些越轨不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因而，如何规制组织体的行为及预防、惩治其不法行为便成了社会学和法学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刑法作为社会规制人们行为最严厉的一种手段，自然也被人们提出。 但长期以来，人们恪守“社团不能犯罪”的罗马法古训，组织体的行为能否作为犯罪处理，引起了刑法学界长期而广泛深入的争论。随着组织体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日益加大以及其不法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的日益加剧，有许多国家的刑法已对此反应，并将其犯罪化。我国自1987年《海关法》首次将组织体的不法行为犯罪化以来 ，组织体作为一种犯罪主体并被追究刑事责任便逐渐为立法所肯定并为人们所接受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更是在总则、分则中作了更为全面的规定，在总则中专辟一节即总则第2章第四节第三十、三十一条两个条文原则规定了单位犯罪问题，第一次在刑法典中确立了自然人犯罪主体与单位犯罪主体并存的格局；分则中规定的涉及单位犯罪的条文96个，罪名多达121个，占全部罪名的29%强。随后，最高立法机关在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增加了骗购外汇罪的规定，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四）》）增加了走私废物罪等4个单位可以构成的罪名。可以说，关于单位不法行为之犯罪化已完全为立法所肯定。不过，纵使立法已然肯定，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持异议者仍有人在，立法的肯定并未完全平息争论，而且关于组织体（单位）犯罪理论不完善以及本身的一些天生缺陷仍有诸多值得探讨之处。组织体犯罪理论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本文仅就单位犯罪中的单位界定问题作一探析，以期对单位犯罪理论之完善尽添片瓦之力。

一、单位的定义
同国外一般将组织体犯罪称为“法人犯罪”不一样，我国在刑法修订之前，关于组织体犯罪的称谓极为混乱，立法上有使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的，如《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有使用“企业事业单位”犯罪的，如《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等，有使用“单位”犯罪的，如《关于禁毒的决定》等，而在理论界有使用“法人犯罪”的，也有使用“单位犯罪”的。《刑法》统一称为“单位犯罪”。 统一了称谓，但也引来了非议，主要批评即为“单位”一词非法律术语，亦无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对于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引发了许多争议。应该说，这些批评极为中肯，单位作为一个社会学上的定义本非法律术语，其内涵与外延皆不明晰，而作为法律术语应具有明晰的内涵及外延，这也应是研究单位不法行为和单位犯罪的逻辑起点和前提。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虽对单位犯罪之主体范围有诸多讨论，但一般限于对《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进行分析，并未抽象出一个具有明晰内涵与外延的定义，立法亦回避了此问题。单位内涵与外延的不清是导致对“单位犯罪”称谓批评的根源，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将单位定义法定化以明确其内涵与外延，虽然下定义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但作为研究单位犯罪的一个前提性的概念，我们又不能回避它而应将其从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中抽象出来。
（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定义
前文所称对于“单位”无明确定义一说仅就刑法学意义而言，作为中国人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单位 ，作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 社会学学者对单位的定义作了不懈的努力。兹举一、二如下：
（1）单位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 该定义并未给出实质的内涵，言之过泛。
（2）单位是再分配体制中的制度化组织。 该定义指出“制度化”这一单位实质内容，得到众多社会学学者的赞同。
（3）单位是利益竞争和满足的主要单位，同时又是国家正式体制中的一个环节。一方面，它被要求对整个的社会秩序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是利益竞争的组织，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还必须同时是一个有政治内容的组织。 该定义揭示出了单位利益性、政治性、组织性等特征。
（4）单位是在中国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结点。 该定义赋予了单位这一概念较多的内涵。
在大多数社会学学者眼里，真正意义上的单位只存在于城市之中，并一般赋予其制度性、政治性、组织性等内涵，并认为计划经济体系是单位依存之必要条件， 从而将农村组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拒之于“单位”门外。
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内涵丰富，为我们揭示了“单位”的诸多特征：组织性、制度性等，作为中国特有社会现象，它应成为刑法理论研究单位犯罪的一个起点，毕竟犯罪本为社会现象。但社会学中之“单位”，终因研究视角之不同，远非刑法意义上之“单位”，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定义。
（二）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定义
从社会学“单位”定义我们知道，无论“单位”为何物，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因此“社会组织”便成了定义单位的一个中心词，而现在所需的便是在“社会组织”一词前加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将明确“单位”之内涵，从而界定其外延，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其最基本的机能就是界限机能，即明确刑法意义上的单位的外延，以区别和排除非刑法意义上的单位，而且明确性本是罪刑法定原则应有之义。 基于此，笔者将刑法中之单位定义为：所谓单位是指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成立的，得到法律认可的， 具有完全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下文若非特指，“单位”均指刑法意义上的单位。

二、单位的特征
根据上文定义，我们认为，单位具有如下特征：
（一）载体性。单位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与作为生物体意义上的自然人不同，单位的意志形成与控制以及意志的实现与表达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即作为构成要素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单位必须由一定数量的自然人构成，一定数量的自然人是单位成为社会组织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当然，作为单位行为载体的自然人非指特定的某个或者某些自然人，而是泛指。
（二）利益性。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任何主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必须和其他主体发生联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中谋取利益”， 而单位恰恰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或某些共同利益而成立起来的社会组织，追求利益是单位成立的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动因。就单位生成动力而言，单位是一种人们寻求自我利益保护的实体，又通过特殊的利益关系和身份关系把个人吸附其中。 因此，利益成了单位一切行为的动机。 何为利益，千百来年，众说纷纭，历来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与折中说之争， 但三说皆肯定利益是主体的需要及其满足。当然，利益不仅仅指经济利益，亦与利润有别，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种种利益，就其主体而言，又包括个人的、国家的和社会的利益。利益与法律密切相关，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益（interests）这一词条作如是解释：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不创造利益（利益是由个人、集团或整个社会、道德的、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观点而创造的），但法律制度只是承认或者拒绝承认特定的利益是否值得予以保护。 因此，在理解单位的利益性时必须将其与法律联系起来，而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因主体不同而可能引发种种冲突正是导致单位不法行为的根本原因。
（三）组织性。这是单位在结构上的特征。所谓组织，即指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 单位的组织性即通过一定方式使单位的构成要素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体现出系统性，使之发挥最大功效。而组织方式又会因不同的单位而有所不同，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依靠制度体现组织性，形成制度权威，而制度又主要依靠法律、纪律、规章等力量维持，这种维持又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将之分为两种：依赖利益状况维持和依赖强制性命令维持。前者主要指该组织或依法律授权或依地域等天然特性而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并藉此满足单位成员的利益需求；而后者则主要指该组织主要依靠某种权力而形成并维持其运行。
第二种，则依赖个人魅力维系组织，形成个人权威，在该种类型中对组织的控制时情感、个人威信等因素起很大作用。
上述分类仅只是侧重一方面的权威而已，而并非完全排斥另一权威，它们都表现为纪律、规章等有形的东西，以职位为基础，并形成一整套机关（或机构） 从而体现出整体性。
（四）合法性。合法是相对于不法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其存在为一国之法律、法规所认可。单位的合法性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单位的设立宗旨合法，宗旨的合法性即指单位设立的宗旨应符合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要求，而不能与之相违背。这是单位合法性的实质要件。一般认为，为犯罪而设立的组织为共同犯罪（多体现为犯罪集团），而不认为是单位犯罪。 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便是适例。
第二，单位的形式要件合法。形式要件合法包括设立程序合法以及单位的组织机构合法，前者如企业需经有权机关登记注册成立，后者如有限责任公司应依《公司法》第二章第一节之有关规定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第三，单位的存在合法，也就是说，单位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撤销、查封、关闭或破产、倒闭、解散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不允许其存在的法律规定。
（五）法律人格完全性。人格即民事权利主体资格之称谓。 法律人格即法律权利主体资格。人格学说是由罗马法创立的，古罗马法基于古罗马奴隶制社会中人与人不平等的理解而建立了人与人格相分离的学说，该学说只赋予罗马市民以完全的法律人格。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自然人生而平等，但在社会组织这一非生命体中则并非生而平等，只有在其达到法律规定的要件，由法律赋予其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即人格，该社会组织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而社会组织之法律人格需具备以下要素：人和财产，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财产和人（自然人）的有机集合体。于人而言，组织的团体人格独立于个人人格，体现于团体之共同意志（整体意志）；于财产而言，组织的团体人格以拥有财产为绝对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三、单位的范围
关于单位的范围问题，首先得明确单位是否仅限于法人。对此，否定者以非法人单位由于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混同，故而认为对非法人的经济惩罚实质为对个人的处罚， 或以非法人单位不具犯罪能力，无独立人格而否认其单位犯罪主体资格。 也有不明确否定非法人单位，但论述时实际上以某些单位为非法人而予以排除。
而肯定者以刑法并未限定为法人以及我国非法人组织存在之客观现状和司法实践为由主张单位不仅仅限于法人，而且在国外刑事立法和理论虽较多使用“法人犯罪”，但不限于“法人”， 如《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指公司、协会、团体，且不论其是否组成法人组织。 笔者亦赞同此观点，认为单位犯罪主体不应限于法人，而关键看其是否符合单位定义和是否具有单位之特征。
根据以上对单位的定义及其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单位应包括以下几种：
（一）公司、企业
公司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立并以营利为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 公司分为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在我国，公司主要指按《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
企业是指以从事生产、流通、科技等活动为内容，以获取利润和增加积累、创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一切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
企业按不同标准可作不同划分，如按照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可以分为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按照所有制性质可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等。
在单位犯罪研究中，对于企业有几个争议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关于私有（营）企业。
对于私有（营）企业能否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主张，否定者一般以其为“私”而主张私有企业之犯罪行为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但肯定者为绝大多数，而且其理由更为充分亦更符合法律旨趣，其理由主要有：首先，单位犯罪之所以区别于自然人犯罪是因为二者有不同的主体特征和构成要件，单位犯罪中凸显单位整体意志，同时体现利益归属的整体性，虽然私有企业的利益最终归属于投资者（所有权人），但此利益与所有权人个人利益有所区别，尤其是在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私有企业表现尤为明显。因为作为现代企业，所有权人一旦出资，此资便与所有权人本身的资产相独立存在，私有企业的团体人格一旦形成，同样独立于所有权人之个人人格。因此，私有企业作为组织行为显然有别于自然人行为。其次，对私有企业实行刑法上的差别对待，明显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法律原则。 再次，以所有制性质界定单位犯罪主体不具可操作性，因为存在所有制交叉和所有制不清现象。 因此，对私有企业不能因其私有性质而否认其刑法地位，否认其单位犯罪主体资格，而应以其企业组织形式认定，如其符合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具有团体人格，则可构成单位犯罪。
第二，关于合伙企业。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合伙是指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的由各个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同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本身为非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