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建设委员会


厦门市建设委员会关于颁布实施《厦门市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实施办法》的通知

厦建材[2001]21号

各有关单位：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制订了《厦门市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实施办法》，现予颁布，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建设委员会
二○○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厦门市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辖区内进行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活动应遵守本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建设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工程。

第三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办法》以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00年5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第3号令）确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凡由建设单位采购的设备、材料，其采购单位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或者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100万元人民币，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按本办法实行招标采购。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是指：

（一）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本身的各种建筑材料、设备的采购；

（二）工程建设项目中所需的电梯、空调、消防等设施、设备安装与设材料为一体的专项工程，可选择施工招标程序招标采购或设备、材料招标程序招标采购。

第五条 建设工程所需进口的设备、材料的采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属抢险救灾、安全保密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以及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建设工程设备、材料的采购，经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不实行招标采购。

第六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工作的主管部门，厦门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下称“市招标办”）具体负责实施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法定的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采购活动，应当进入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

第八条 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采购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招标人向市招标办办理招标前备案登记手续；

（二）招标人进行招标文件编制；

（三）招标人发布招标公告或发出投标邀请书；

（四）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向投标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文件，进行资格审查，并将预审情况报市招标办备案；

（五）招标人向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并同时报市招标办备案；

（六）招标人组织必要的踏勘现场和答疑会；

（七）投标人进行投标文件的编制与递交；

（八）开标；

（九）评标；

（十）定标；

（十一）招标人向市招标办提交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十二）发出中标通知书；

（十三）合同签订与报备。

第二章招标


第九条 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依法组织实施。

第十条 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

第十一条 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招标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设有专门的招标组织机构或者拥有3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二）有与招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序相适应并具有同类工程设备、材料招标经验，熟悉有关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法律的工程技术、工程造价等方面专业人员。

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招标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代理招标必须签订书面代理协议，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并遵守本办法关于招标人的规定。

第十二条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在办理招标前备案登记手续时，向市招标办报送自行招标备案文件，文件包括：

（一）设有专门的招标组织机构基本情况；

（二）从事招标工作的工程技术、造价及管理人员的名单、职称证书或执业资格证书及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

（三）招标人或专业人员招标业绩的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设工程项目报建手续已办妥；

（二）已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有能够满足招标需要的技术资料或图纸；

（四）满足订货需要的资金已落实；

（五）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项目，招标人应当具备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六）委托代理招标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应具备相应资质且已签订书面代理招标协议；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具备上述条件的，招标人最迟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5日前填写《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前备案登记表》并持相应资料向市招标办办理招标备案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市招标办对资料齐全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在接件当日予以办理备案登记，市招标办在接受招标前备案登记资料后，发现招标前期条件不具备、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代理机构不具备相应资、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有重大瑕疵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改正，已经进行的招标活动应当停止。

第十五条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招标公告应当在国家或者地方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发布，并同时在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信息网上发布。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设备、材料名称、规格、数量、质量标准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第十六条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3个以上具备相应供货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法人发出投标邀请书。

投票邀请书应当载明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第十七条 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中载明资格预审的条件和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办法。

资格预审文件一般应当包括资格预审申请人须知、资格预审的方法、通过资格预审的条件、资格预审申请书格式，以及需要申请人提供的有关资质、组织机构、业绩、技术装备、财务方面的证明材料等内容。

第十八条 经资格预审后，招标人应当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投票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告知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并同时向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投票申请人告知资格预审结果。

依法必须实行公开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允许所有资格预审合格的投票申请人参加投标。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的同时，将资格预审资料报送市招标办备案。市招标办发现资格预审文件内容、预审过程和结果有违法违规的，应当书面要求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改正。

第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工程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是组织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签订合同的依据，编制应做到认真细致，内容准确，招标条件应公平、合理、合法。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须知：包括工程概况、招标范围、资格审查文件、资金来源或落实情况、投标条件要求、投标费用、招标文件组成、澄清、修改、投标文件的编制、递交、修改与撤回、投标报价、开标的时间和地点、评标的方法和标准、投标有效期、招投标活动日程安排、合同签订要求等方面内容；

（二）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合同条件、合同格式；

（三）技术和质量要求、参数及标准；

（四）投标文件格式；

（五）设备、材料清单、图纸或者其他技术资料；

（六）要求投标人提交的辅助资料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二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设备、材料招标采购的，招标人最迟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送市招标办备案，市招标办发现招标文件中有违法违规内容的，应当书面要求招标人改正。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并同时报市招标办备案。该澄清、修改、补充的内容均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售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20日。

第二十三条 招标项目设有标底的，标底应当保密，标底价格由招标人编制。标底价格应根据国家、省、市发布的有关价格政策、市场信息综合价，并结合招标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市场变化、供货运输方式及周期等具体因素综合取定。

第三章投标

第二十四条 投标人需根据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向招标人提供下列文件：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资格证明文件（1）法人代表授权书（2）生产厂家的授权信；

（三）与投标相关的生产技术能力及设备状况说明或供应商的供货能力说明；

（四）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鉴定证书和有关的检测报告；

（五）资信（资金）证明；

（六）如以联合体投标的，应提供共同投标的协议书。

（七）其他有关资料、证明文件。

第二十五条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需要澄清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可以依法在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提出疑问的期限做出规定。

第二十六条 投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函，包括投标报价、供货周期、质量标准、对合同条款的确认等主要内容；

（二）授权委托书；

（三）设备、材料清单报价表；

（四）要求一览表；

（五）规格响应表；

（六）投标书辅助资料；

（七）采取资格后审的，提供资格证明文件；

（八）如以联合体投标的，还应提供共同投标的协议书；

（九）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担保，投标担保可以采用投标保函或投标保证金的方式。投标保证金可以采用现金、支票、银行汇票等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数额视招标项目规模大小而定，一般不超过投标总价的2%，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

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将投票保证金或者投标保函按规定提交给招标人。

第二十八条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指定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时间和签收人的凭证，并妥善保存。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启封。

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为无效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或原封退回。投标截止时间后，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办法重新招标。

第二十九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应当按规定送达、签收和保管。

第三十条 两个以上法人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由同一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对资质等级有规定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三十一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招标人的合法权益。

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的合法权益。

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第四章开标、评标和定标


第三十三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三十四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也可邀请公证机构对开标、评标等招标活动进行公证。

第三十五条 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集体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招标人委托公证的，则由公证机构进行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有关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报价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所有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开标时都应当当众予以拆封、宣读。

开标时，发现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密封的，视为无效投标文件，不予送交评审。

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六条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参加开标会议，同时，参加开标会议的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应随带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尚应随带参加开标会议的授权委托书，以证明其身份。开标会议上，招标人查验身份时投标人的法定代表或其委托代理人不能出示以上证件、资料的，视为投标人未参加开标会议。投标人未参加开标会议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不予送交评审。

第三十七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以外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由招标人在开标前从有关部门确定的专家名册中确定。一般招标项目应当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特殊招标项目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的行政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相关工程的评标委员会，已经进入的应当更换。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初步评审和详细评审，并对其评标结果签字确认。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第四十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投标人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投标人拒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其投标。

第四十一条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该投标人的投标应作为废标处理。

第四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审查每一投标文件是否对招标文件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响应。未能在实质上响应的投标，应作为废标处理。

第四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审查并逐项列出投标文件的全部投标偏差。投标偏差分为重大偏差和细微偏差。

第四十四条 下列情况属于重大偏差：

（一）投标文件没有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和加盖公章的；

（二）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担保或者所提供的投标担保有瑕疵的；

（三）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投标文件未按要求附联合体各方共同投标协议的；

（四）投标文件中载明的招标项目的质量、标准、参数、规格和供货期限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五）投标人以低于成本价报价竞争的；

（六）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投标文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为未能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并按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废标处理。招标文件对重大偏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相应的规定否决不合格投标或者界定为废标后，因有效投标不足三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所有投标文件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建设工程项目的设备、材料招标采购的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四十六条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应当合理，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不得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评标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或者法律、法规、规章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第四十七条 采用综合评估法的，应当对投标文件提出的投标报价、设备、材料规格响应情况、供货期限、提供的设备、材料的技术标准、质量、参数等，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进行详细评审和比较。以打分方式进行评估的，涉及对投标人有歧视性待遇或地方保护主义的各种评比奖项不得额外计分。需要量化的因素及其权重应当在评标标准和方法中明确规定。

第四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阐明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意见，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推荐不超过3名有排列顺序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第四十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设备、材料，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招标办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招标人提交的招标投标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投标基本情况，包括招标范围、招标方式、资格审查、开标评标过程、确定中标人的方式及理由等。

（二）相关招投标文件的资料，包括招标备案登记资料、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申请书、资格预审报告、招标文件（含澄清、修改文件）、开标记录、评标委员会名单、评标报告（含评标的其他资料）、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等资料。

前款二项中已先行办理过备案的有关文件资料，无须重复提交。

第五十条 市招标办自收到书面报告之日起五日内，未通知招标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招标人可以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书面采购服务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另行签订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

第五十二条 招标文件连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通知、答疑文件、中标通知书均为签订合同不可分割部分，中标人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应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会同招标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合同格式等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通知、答疑文件、中标通知书的基础上签订采购服务合同，签订合同时双方不得擅自附加不合理条款。

第五十三条 中标人不与招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合同或者不按要求提交履约担保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可按规定授标于其他投标人，原中标人还需赔偿有关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前，发现中标人的法律地位与资格审查结果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可以取消其中标资格。

出现前款情形，招标人应按第四十九条规定向市招标提交书面报告。

第五十四条 招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除需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外，还需赔偿有关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采购服务合同签订后，双方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任务，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向他人转让。

第五十六条 合同签订后7日内，中标人应将合同副本一份报市招标办备案。


第五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 建设工程设备、材料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行为，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招标办及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和执法责任予以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施行之日原厦建材字（1998）041号、厦建材字（1999）016号、厦建建字（1999）017号、厦建建字（1999）020号文同时废止。

第六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以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一个潮流，主体性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它经历了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国现今的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人的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故而应当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主体性；司法主体性；民事司法
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尊重人权要求我们肯定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作一探讨，企望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有所助益。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
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1]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2]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3]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作为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 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4]
进入现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宣扬着主体性理念。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5]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问题应将其置重于个体主体性。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6]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7]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第二，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觉性。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第三，人之主体性体现为选择性。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8]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
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9]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一）法权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10]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11]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诚如王亚新先生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12]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存在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13]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程序之设定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是当事人作用的客体。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民事司法制度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一个主体性的视角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建设，我国的民事司法体制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说“尊重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但总体而言仍未能明确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主体性仍尊重不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说来，目前我国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
欲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当然需要科学、细密的程序设计，但其发生效用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诉诸法院。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有学者将使用司法的权利概括为诉讼权，并认为它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但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诉讼费用高昂，阻碍了公民利用法院；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属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14] ；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公民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代理，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在诉讼程序内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区分不甚明了、二者的衔接度也较差，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则未能明确区分；一些程序，如人事诉讼程序等仍付阙如；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而未能针对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15]
3、国民参与司法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的，人民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就国民参与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国还做得很不够，揆诸现实，笔者将其概括如下：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权机关进行，广大公民参与很少；法官的选任名义上是由民意机关——人大进行，但我国的现行政治构架决定了其实际上是操诸于各级党政机关，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权参与；陪审制①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长期以来被空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民众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广大公民的监督权、申诉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权国家机关，此外，代表市民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还多为官方控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布面较窄，公众无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自然也无法对之进行评论和监督，等等。
(二)理念建构
以上我们列举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要解决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应从改革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理念入手。在司法观念的变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体性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践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所谓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论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16] 从司法主体性理念出发，就应当树立法官的服务意识，保障公民和当事人对其的决定、支配和主导地位，维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对其寄予厚望。具体言之，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来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主权在民，司法权的运作亦应由公民决定和进行。 第二，由公民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进程。（2）司法体制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便民原则”为指导，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三）制度建构
前文笔者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司法主体性理念，但我们不能只重视大道理，忽视“小”制度，夸大所谓社会性质的作用。其实，制度建设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制度发育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们的知识差异的反映，[17] 由此可见制度赖以建基的知识、理论的重要性。以下笔者按照上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办法。
1、增加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
为确实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权利，应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以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而不是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来受理与否；放宽起诉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记办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确立多元化的裁判组织和机制；要对诉讼费用进行改革，可以考虑改进诉讼标的额的计算方法，实行低额的起诉手续费，可考虑借鉴德国的“诉额确定制度”， ① 以便利公民提起诉讼；加重滥用诉权者的诉讼费用责任和诉讼风险负担以补偿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应当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强律师对客户的报酬说明义务，并大力推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外，还要扩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对象的范围、利用者负担的合理方法、理想的运作主体等问题上，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2、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在程序的设置上，应更多地从公民的立场思考程序的功能，按照多元、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确易晓，以尽益避免由于司法专业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司法的剧场化”[18] 而使司法距离社会大众愈来愈远，甚至成为公民之对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要具有经济性、便民性、亲和性，如可以考虑设置司法咨询对话、信息提供窗口，实行夜间、休假日服务，进一步推进现代通讯技术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法官必须做到中立无偏，并履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告知、阐明等诉讼义务，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对当事人以礼相待，并尽力保障他们能方便地行使诉讼权利；改变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做法，由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资料，双方平等对抗，主导诉讼进程，要赋予当事人决定各项事务的处分权，以及最终形成裁判结论的辩论权。
3、国民参与司法
在国民参与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可以设立由专家、学者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司法咨询委员会；法官的选任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如可考虑采行法官民选制、法官遴任之国民审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询制等，[19] 以避免法官队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实陪审制等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增强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对其进行监督；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要加强民众监督的范围、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独立之眼”[20] 对司法的民意监测；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
不愿改革的民族缺乏精神，无法改革的民族缺少活力，为改革而改革的民族缺少智慧。改革已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改革”二字并非只是一种标签，可以随意贴，只有那些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变革才叫改革。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人大立法的议事日程，学界也正在为此进行研究和讨论。一部法律的修改有三个层次，即理念、原则和制度，而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理念的建构。笔者以为，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设计以及具体路径的选择上，必须以主体性理念作为指导，广泛地吸收普通公民参加，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可以说，民事司法不断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张登巧,赵润林.交往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体性哲学[J].社会科学,2001(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