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的分析

栾桂平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时间。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怠于行使权利者进行制裁，防止权利上的“睡眠者”。同时也避免因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间过长，情势发生较大变化，使得当事人难于举证，法院难于审理。超过诉讼时效，虽然权利人并不丧失诉权，但在法律上丧失了胜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36条的规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属于身体受到伤害要求的赔偿，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在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此一年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该法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加之交通事故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使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掌握各异。
　　一、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的分析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知道”完全是一个主观标准。这种主观标准虽然符合诉讼时效制度在于敦促主观上不积极行使权利者及时行使权利的主旨,但却忽略了客观上阻碍权利行使的其他诸多因素，使得该规则在适用中出现了很多争议,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体现得最为明显。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不仅取决于受害人的主观意愿，还要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程序和规定，客观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通常为：1、事故发生即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交管部门还没有作出事故认定，无法起诉。发生交通事故后，交管部门要先进行现场勘验、指定就医医院、作出事故认定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规定作出事故认定的期限，仅仅原则性地规定“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权利人虽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起诉却受到交管部门责任认定工作的制约。2、交管部门作出事故认定后，一般都会对案件进行必要的调解。虽然调解已不再是必经程序，但多数当事人还是希望能够在交管部门解决问题，这势必也会拖延权利人行使诉权的时间。3、权利人治疗尚未结束，具体损害数额不能确定，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交通事故涉及人身伤亡，受害人的伤情需要不断治疗，医疗费用持续发生，是否构成伤残有待鉴定。并且治疗周期有长有短，长的要数月，甚至数年，故短时间内无法起诉。现实中，还常见另外一种情形，即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伤情不明显或未曾发现受伤害，但事过境迁后，伤势加重或突现。4、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不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赔偿义务人，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人是明确的，受害人只要证明侵害事实即可以起诉。不过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将受到制约。（1）肇事人逃逸。受害人虽能证明侵权行为发生，也受到了侵害，但因没有明确的被告，不具备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而不能提起诉讼。（2）其他赔偿义务主体不明。由于侵权行为人经济条件有限，不具备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的能力，为确保得到及时、足额赔偿，受害人往往要追加其他的赔偿义务主体，如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支配人、被挂靠单位等。在以上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时间会因查找侵权行为人及赔偿义务人而拖延。5、因受害人自身原因不能及时起诉。比如受害人属于重伤、老弱病残、孤立无援或文盲等类型的人，既不懂法律，也无经济实力聘请律师，亦无亲属可提供帮助。
　　（二）“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不论当事人事实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就开始起算时效期间。但相关法律并未进一步规定构成“应当知道”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审判实践中，法官认定“应当知道”完全凭个人的“自由心证”，因此，该规则受法官的政治、业务素养、道德品格、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弹性较大，使时效期间变成不可预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威严，也易为法官的司法腐败提供可乘之机。
　　二、审判实践中采取的起算规则及其不足。
　　（一）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这是实践中最为常用的规则。很多人认为侵权纠纷案件“诉讼时效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依据乃是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通常情况下，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是当场受伤，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算。但这个计算规则存在三个不足：即要受到上文提到的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受害人治疗时间和侵权人及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的制约。《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又规定“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以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不尽合理。
　　（二）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实践中也有人主张以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时效期间，理由是：既然事故认定书是起诉的前提条件，事故认定书的送达表明公安机关就道路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理已经结束，接下来进入当事人私力救济的阶段，当事人可以申请交管部门调解，可以自行协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决。不过该规则同样也会受到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和当事人治疗时间的制约。此外，有的当事人在交管部门达成调解协议，但到期后义务人不履行协议；有的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私下协商，但最终又未能达成协议。由于事故未经交管部门处理，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以上两种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显然都无法从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三）受害人治疗终结之日。治疗终结是一个医学概念，在临床医学上一般认为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和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算是治疗终结。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损伤，什么情形、什么时间属于治疗终结，医学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法律上就更无此类规定了。因此，以治疗终结之日起算时效期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有的以出院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康复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伤残评定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这样一来，法院就很难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因是受害人主观上不积极主张权利，还是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
　　（四）伤残评定之日。伤残评定之日虽然比较容易确定，但不是所有的事故受害人均需进行伤残评定，还有很多明显不构成伤残、无需进行伤残评定的案件。另外，有的受害人符合构成伤残的条件，但却不积极地进行伤残评定，从而导致时效期间不能开始起算。
　　（五）调解终结之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很多人主张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次日起算。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上接第35页）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调解已不再是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故其也不能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事实依据。
　　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一）对于在客观上不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观标准，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起算。具体而言：轻微交通事故，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的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计算时效期间；交管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的，自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次日起计算时效期间。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属于轻微事故，事实往往比较清楚，受害人伤情轻微、财产损失较小，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一般当场或5日内就能制作出来并送达给当事人。
　　（二）对于在客观上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从“障碍消除后权利能够行使之日”起算，具体包括：1、对于受害人身体伤害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甚至需要后续治疗的，诉讼时效应自治疗终结之日或损失确定之日起算。没有构成残疾的以治疗终结之日开始计算；构成残疾的，以伤残评定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这样在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同时，还能使其安心治疗，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又可以节约司法资源。2、经交管部门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诉讼时效自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日起算；调解达成协议，但当事人不履行的，自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3、受害人死亡的，自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4、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5、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自实际发生后起算。6、侵权人、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的案件，以明确侵权人以及赔偿义务人之日起算。
对于客观上是否存在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应在实体审理中由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辩论后，由人民法院进行认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5年11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扶贫开发工作，保障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贫困地区，是指国家和自治区认定的贫困县以及非贫困县的贫困乡、村。
第三条 贫困地区应当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在国家和自治区的扶持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商品生产，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扶贫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全社会负有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参与和支持扶贫开发工作，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扶贫开发管理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扶贫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扶贫开发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各自的职责，搞好扶贫开发工作。
第六条 贫困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重点发展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推行“规模开发、集约经营、市场挂钩”的方式，开发名特优稀产品；兴办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采取个体、集体、私营、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制形式
，兴办资源、技术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
第七条 贫困地区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劳务输出，合理、有序地安排劳动力。
第八条 对大石山区、库淹区缺乏必要生存条件的特别贫困人口，有计划的实行移民安置。
第九条 自治区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沿海和发达地区使用技术、资金、设备参与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兴办企业；鼓励外商和港、澳、台同胞到贫困地区投资，兴办独资、合资、合作企业。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条 贫困地区可通过土地有偿租用、转让使用权等方式，加快荒地、荒山、荒坡、荒滩、荒水的开发利用。
第十一条 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教扶贫及实用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扶贫开发效果。
第十二条 国家分配给自治区的各项扶贫资金应当集中投放在国家认定的贫困县；自治区安排的扶贫资金应当重点扶持自治区认定的贫困县；非贫困县中的零星分散贫困乡、村和贫困户，自治区安排部份扶贫资金，不足部份由其所在的县（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安排资金扶持。
第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在制定扶贫计划时，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资金使用效益以及回收等情况提出各项扶贫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执行。
第十四条 扶贫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循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相对集中、配套使用、确保效益的原则。
第十五条 扶贫开发资金只能用于扶贫开发项目，项目必须覆盖贫困户、效益落实到贫困户。
扶贫项目一般由相应的经济实体承包开发，承贷承还扶贫资金。
第十六条 扶贫资金必须专项下达，专款专用。
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物资必须用于扶贫开发。禁止挤占、挪用、截留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物资。
第十七条 自治区对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好、资金回收率高的地、县（市），可从新增加的扶贫资金指标中适当给予投资奖励。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物资分配、管理、使用、效益的监督。
第十九条 贫困县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将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效益情况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条 贫困户和扶贫经济实体使用扶贫贷款，项目自有资金确有困难的，其比例可适当降低。
因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不能按期归还到期贷款的贫困户所欠的扶贫资金，经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同意，并报资金管理部门备案，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
第二十一条 贫困地区的企业和贫困户可享受以下照顾：
（一）贫困户缴纳房产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向当地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依法给予减税或者免税照顾；
（二）设在贫困地区农村、村以下办的集体企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暂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贫困地区新办的企业，经县（市）税务机关批准，可免征企业所得税1至3年。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扶贫开发列入财政预算，每年从本级财政收入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扶贫。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计划部门安排开发项目时，应当优先照顾有资源的贫困地区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名特优稀产品。建立覆盖面广的支柱产业。自治区在贫困地区兴办的大中型企业，应当照顾贫困地区的利益。
第二十四条 对贫困地区利用本地资源、兴办适销对路、富民富县的企业，政府应当优先安排，扶持建立；对具备投资条件的贫困地区，应当积极引进外资，开发本地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对贫困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应当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列入计划，重点支持。
第二十五条 鼓励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大中型企业与贫困地区直接挂钩，通过科技承包、技术推广等形式，提高贫困地区的科技水平。
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承办扶贫经济实体，承包扶贫开发或者推广应用科技成果项目，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安排扶贫资金和物资。
第二十六条 各级国家机关及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应当与贫困地区定点挂钩扶贫，从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扶持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挂钩扶贫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不脱贫不脱钩。
第二十七条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应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智力、经济和科技扶贫工作。
第二十八条 对开展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显著、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规定，可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