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
2005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的公告

　　《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6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6月3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遗体、器官的捐献行为,保障捐献、接受等各方的合法权益，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发展医学科学事业,推动社会进步，根据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遗体、器官的捐献及其相关活动。

　　本条例所称的遗体是指自然人死亡后的躯体。

　　本条例所称的器官是指自然人除血液、精子、卵子、胚胎之外的人体器官和人体组织。

　　第三条捐献遗体、器官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原则。捐献器官的移植应当遵循科学、公正、公平原则。禁止买卖遗体、器官。

　　第四条捐献人的捐献行为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和社会尊重。

　　捐献人的近亲属应当尊重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支持捐献人的捐献行为。

　　第五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遗体、器官捐献工作。民政、司法、公安、教育、科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遗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

　　地方红十字会负责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咨询、器官移植排序等组织服务工作。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公民捐献遗体和器官。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工作，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有条件的学校应当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的科普教育。

　　第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遗体、器官的捐献人和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遗体捐献

　　第八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捐献遗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愿意捐献遗体的，应当征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第九条捐献人捐献遗体应当办理登记手续，填写登记表并签字盖章。登记表应当载明捐献人的基本情况、捐献执行人的有关情况及同意执行的意见、遗体接受单位等事项。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及其委托的登记单位是遗体捐献的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时间等。

　　第十条捐献人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可以到登记机构登记，也可以要求登记机构上门登记。

　　捐献人未选择遗体接受单位的，由当地地方红十字会确定遗体接受单位。

　　地方红十字会委托的登记单位应当定期将遗体捐献登记情况报告所委托的红十字会，并由红十字会及时通报有关遗体接受单位。

　　登记机构、遗体接受单位及工作人员对登记的事项应当保密，不得泄露。

　　第十一条捐献人委托并登记的捐献执行人，可以是捐献人近亲属,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或者是捐献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居 村 民委员会、养老机构等组织。

　　第十二条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捐献人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及时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第十三条省红十字会统一印制遗体捐献登记表、捐献卡和荣誉证书。

　　提倡捐献人随身携带捐献卡。

　　第十四条符合以下条件的单位，经向省红十字会登记，可以成为遗体接受单位：

　　（一）具有开展医学教学和医学科学研究能力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或者具有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器官移植能力的医疗机构；

　　（二）有从事遗体接受工作的机构和人员；

　　（三）有与开展遗体接受工作相适应的设备、场所。

　　遗体接受单位可以作为红十字会委托的遗体捐献登记单位。

　　第十五条捐献人死亡后，捐献执行人应当及时通知遗体接受单位，遗体接受单位应当在接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内接受遗体并办理接受手续。

　　捐献执行人因故不能执行的，捐献人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养老机构等组织，可以及时通知相应的接受单位或者当地地方红十字会。

　　因突发性因素导致死亡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得知死者是捐献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捐献执行人或者当地地方红十字会。

　　遗体接受单位接受遗体后,应当于十日内向当地地方红十字会备案。

　　第十六条遗体接受单位应当妥善管理捐献的遗体，建立遗体利用档案；在利用遗体时，应当举行仪式表示对遗体的尊重和对捐献人的敬意，不得有侮辱遗体的行为；对利用完毕的遗体负责火化，承担遗体的运输费、火化费等相关费用。

　　地方红十字会和遗体接受单位可以为遗体捐献人设置纪念设施。

　　第三章 器官捐献

　　第十七条年满十八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捐献活体器官，捐献前应当有同意捐献的书面证明。捐献人捐献活体器官，应当不危害其生命安全。

　　自然人愿意死亡后捐献器官的，应当有同意捐献的书面证明；只有同意捐献的口头意思表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其配偶以及二名医师的书面证明；

　　（二）没有配偶的，有其父母或者成年子女以及二名医师的书面证明；

　　（三）没有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的，有其二名其他近亲属以及二名医师的书面证明；

　　（四）没有任何近亲属的，有其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养老机构等组织以及二名医师的书面证明。

　　第十八条捐献人可以将捐献的活体器官指定移植给近亲属。

　　第十九条捐献人可以为不指定的接受人捐献器官。

　　捐献人为不指定的接受人捐献器官须向所在地地方红十字会登记。设区市、县（市、区）红十字会应当将登记情况在三日内报送省红十字会。地方红十字会可以委托医疗机构进行登记，医疗机构应当将登记情况在三日内报送所委托的红十字会。

　　第二十条捐献登记需要填写登记表，登记表应当载明捐献人的基本情况、捐献的器官名称等事项。

　　捐献人登记后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及时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登记机构、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对登记的事项应当保密，不得泄露。

　　第二十一条省红十字会建立捐献与移植器官信息库。省红十字会可以为信息库的建设和管理筹集资金，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从捐献人遗体摘取器官，应当由二名以上医师确认捐献人死亡后方可进行。

　　确认捐献人死亡的医师，不得参与该遗体器官的摘取或者植入手术。

　　捐献人遗体需要进行司法鉴定或者经鉴定认为需要继续查验的，不得摘取遗体的器官。

　　第二十三条医师从捐献人遗体摘取器官后，应当对摘取部位予以妥善处理。

　　医疗机构摘取为不指定的接受人捐献的器官后，应当按医疗技术的要求及时移送实施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并由实施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于十日内向省红十字会备案。

　　第二十四条需要接受非近亲属捐献的器官移植的个人，应当持医疗机构的相关证明向省红十字会或者通过医疗机构向省红十字会申请。

　　省红十字会应当按申请人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登记，并将申请内容载入捐献与移植器官信息库。未经申请人的书面要求，不得对登记内容进行删减、更改。

　　第二十五条捐献的器官用于不指定的接受人的，由省红十字会按照捐献与移植器官信息库中申请登记的时间顺序确定移植接受人。

　　为不指定的接受人捐献器官的，其本人及近亲属在接受其他人捐献的器官移植时享有优先权。二人以上享有优先权的，由省红十字会根据申请登记的时间确定顺序。

　　实施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根据医学技术和捐献器官的相关指标认为该接受人不适合移植的，由省红十字会确定后位次的接受人。在捐献器官可能丧失利用价值的紧急情况下，医疗机构可以先行移植，并在十日内向省红十字会书面报告。

　　第二十六条省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调阅捐献与移植器官信息库的有关资料，对移植排序情况进行监督。有关当事人对排序有异议的，可以向省卫生行政部门投诉，省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投诉进行调查、核实，并于接到投诉后十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买卖遗体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对买卖双方处以交易额三至五倍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倒卖器官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交易额七至十倍的罚款；医疗机构倒卖器官的，还应当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吊销其执业证书；医务人员倒卖器官的，还应当对其依法给予处分，并吊销其执业证书；对于买卖器官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款、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登记机构、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泄露捐献人登记事项的，由主管部门或者工作人员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经省红十字会登记的单位接受遗体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接受的遗体由省红十字会安排给符合条件的遗体接受单位，对无法利用的遗体由违法接受单位负责处理。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遗体利用完毕处理不当的，或者有侮辱遗体行为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由省红十字会撤销其遗体接受单位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摘取器官的医师，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未按申请人的排序确定移植器官接受人的，由省红十字会对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卫生行政部门、地方红十字会、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本条例过程中，不履行职责、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本条例所称的捐献人近亲属是指捐献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合同成立要式性之质疑

金荣标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沙坪坝 400031）


摘要：合同的成立唯一要件是当事人合意。要式要物性之功能在法律规范中体现为生效要件、对抗要件或证据要件等功能。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有利于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原则
关键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要式性、要件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合同法制订以前，国内法学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否要区分、如何区分争论不休，并且长期以来有大量的司法判例判决合同不成立之情形。新合同法颁布后，国内学者几乎都主张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进行严格区分。但同时有许多人对它们的构成要件上却又模棱两可，造成合同成立与生效再次模糊。类似“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定合同的成立必须经过批准、登记的，那么只有获得批准、登记以后，合同方为成立”的论述 ，在学术著作中到处可见 ，在法律文件中也有体现。
学述和立法上都认为：合同的成立除具备一般要件外，还须具备一定的特殊要件，即要式要件或要物要件。究其实质是对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该要求得不到满足，合同就不成立。这是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只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合同即可成立；除此之外，别无条件可言。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
就要式性而言，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长期以来就没有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而使许多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或被确认为不成立，或被确认为无效，而实质上应当为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或效力未定、或可撤销、可变更、或无效，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多选一，并且排除了不成立的选项。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方便说明，图示如下）：
区别 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
性质 事实问题 法律问题
目的（功能） 确认合同是否存在 运用法律判断合同有无效力，及效力如何
价值观 对事实的评价 对合同合法性的评价
立法政策考虑 体现合同自由原则 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干涉
构成要件 主体的多数、有标的、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即可 一般要件：主体适格、客体适格（标的合法、妥当、确定、可能）、意思表示真实；特殊要件：要式要物
构成要件瑕疵的后果 未达成合意，合同不存在，当事人仅负缔约过失责任 要件瑕疵有多种后果：无效、效力未定、可撤销可变更等，当事人负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或缔约过失责任
对相关第三人的影响 合同不成立，第三人与当事人之一所为的一个合同行为，不受不成立之合同行为影响 合同有效力瑕疵，第三人与当事人之一所为的一个合同行为，受不同瑕疵造成后果的影响也不同。
很明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在性质、目的、立法政策的考虑、价值观以及在瑕疵时的后果方面具极其大的差别。虽然以上对比之基于它们的总体而言，但可以清楚看到正确划分两者的界限确实十分重要。就要式性而言，若将其作为成立要件，则合同由于缺乏一定的形式而不成立，所发生的后果是过失方负缔约过失责任。这样就会出现令人十分不愿发生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的其他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都已经达成合意，只是在形式上未采取要约人要求或法定的书面、或公证、或登记、或批准等特定形式，合同就不能成立，而双方就该“他们认为已经成立的合同”积极进行准备履行时，由于法律的规定该合同“确实”不能成立，他们的履行也是无效的，结果是过错方不仅负赔偿责任，双方还要将“履行”的结果恢复原状，不仅浪费了时间，而且浪费了财力，对社会财富造成的损害是不可小觑的，对当事人的交易积极性的打击也是巨大的。相反，若将要式性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对抗、证明要件另当别论）则可以避免这种弊端，因为，将要式作为生效要件的前提是承认合同已经成立，成立并不意味着生效，在符合生效的一般要件的基础上，由于未符合生效的特殊要件，合同的效力出现障碍，但并非必定无效，而可能是未生效，即效力待定。若合同的要式要件在一定的期间内得到了补正，例如如期签订了书面协议、获得了批准或登记等，合同从补正之时生效；若合同的要式要件得不到补正，或不能如期得到补正，则合同无效。这样就避免了成立要式性所造成的要式要件无法补救的不足，对促进交易、鼓励交易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一旦成立（即使缺乏要式要件而未生效），即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不是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表现为对经过要约和承诺达成合意的合同条款不得擅自变更，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使合同生效的义务，违反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生效后所具有的拘束力是法律赋予合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据不仅来自诚信原则，还来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其违反将依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并可能负民事责任以外的责任，如行政、刑事责任。在这一点上，审批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往往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未获得审批的合同不但无效，而且当事人可能遭受行政和刑事责任上的不利。
三、 合同成立要式性的缺陷
合同成立采要式主义，至少有以下重大缺陷和不足：
第一、 违背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众所周知，合同乃典型的私法行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宏观之管理，而非微观之干涉。私法的实质就是意思自治，只要行为不违反国家的利益以及公序良俗，国家应当倡导并鼓励此种行为。合同行为就是如此。因此，对合同成立这一合同交易的起始阶段，除了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之外，不应当在设置其他限制条件。如果由于种种要式的限制而致合同成立都不可能，又如何鼓励交易？何况成立的合同不一定生效，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国家公权力在合同成立后再行介入，恐怕未为迟也。若国家公权力在一开始就介入，则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不自由。更何况，如果合同因某种形式的限制而不成立，即根本不存在的话，以后的生效又何从谈起？
第二、 合同成立采要式主义，与合同成立的其他方式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合同成立的方式主要有：口头形式、书面形式、登记形式、批准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实际行为形式 等。其中，口头形式和实际行为形式未被列为特定形式，其他形式皆为特定形式，即要式主义中之要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法定或约定合同采用特定（或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此种形式（见《民法通则》第56条，《合同法》第10条第2款）。暂且不论此种规定应当作为生效要件还是成立要件。若作为成立要件，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旦未采取该特定（或书面）形式，合同即不成立；但《合同法》第36、37条规定的实际行为形式却导致合同的成立。换言之，特定形式的要件虽被违反了，但合同仍然成立。这个矛盾说明对合同的要式主义不能适用于合同的成立上，而只是用于合同的生效、对抗效力和证据功能上。
第三、 会对合同不同阶段当事人行为的性质产生混淆。基于合同成立的要式主义，当事人一方过错而为采用特定形式，致使合同不成立，违反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违法性。基于合同生效的要式主义，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时，当事人双方对未采用特定形式而未使合同生效并无过错，不具有违法性。因此，认为合同不具特定形式而不成立是对当事人合同行为违法性作出的确认，当事人将受到责任追究；认为合同成立但因不具特定形式而未生效是对人当事人合同行为合法性的且确认，当事人并不应当承担合同未生效的责任，也不存在着这种民事责任。
第四、 在救济手段手段上，合同成立要件主义剥夺了当事人补正合同的权利。如上所述，合同因未采要式而不成立，则合同根本不存在，当事人只有重新进行磋商，经要约承诺订立合同。这样就剥夺了当事人对原“合同”进行补正的权利（对他方当事人来说，就是补正的义务）。所谓补正，是指补充所缺乏的要式而使合同生效，但补正必须以合同的存在（即合同成立）为前提。若采合同生效要式主义，当事人就可补充合同生效所需的特定形式，从而令其生效。
四、 现行法关于合同要式性的规定及非成立要式性之理由
（一）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合同要式性的规定
纵观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行政法规，对要式性要件作了不同的规定：
第一、 生效要件作用，即作为合同生效的必要要件，有此要件，合同生效；无此要件，合同不生效，但并非确定无效。这个占合同要式性的大多数，如《担保法》明确规定：不动产抵押合同（第41条）、股票质押合同（第78条）、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第79条）须登记而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6条也明确规定石油合同经批准而生效。
第二、 证据作用，即要式性要求既不作为合同成立要件，也不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采取特定的形式只是作为合同存在和生效的证明，当事人间发生争议时，该形式就是合同存在以及生效的证据；如果没有该特定形式，而有其他形式证明合同的存在和生效，合同依然存在并生效。这类规定也为数众多，如《海商法》明文规定：提单（第71条）是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证、旅客客票（第110条）是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成立的凭证，《合同法》第215条规定的书面租赁合同也具有证据效力。
第三、 对抗效力的作用，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并不以特定的形式作为要件，特定的形式要求只是在第三人对该合同利益提出主张或异议时，当事人可以该特定形式抗辩。此功能的设置能对当事人的保护起到最大限度的作用，其充分体现了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符合私法精神。这类规定为数不少，主要表现为登记的形式，如一般动产抵押合同（《合同法》第43条）、船舶抵押权合同（《海商法》第13条）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四、 成立要件作用 ，不采取特定形式合同就不成立，即合同根本不存在。如《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第8条规定的“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合同”须经外经贸部批准方为成立。
（二）非成立要式性之理由
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了以上四种要式的功能，但在法理上、应然状态下是否都是该如此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除了以上极少的法条所显示的合同成立要式要件外，更多的是法律学者对法律条款的片面解释，使本来不属于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都归属到合同成立要件之下，从而导致合同成立与生效更加难以划分界限，徒增迷惑。
持要式成立观点的学者经常引用的法条是《民法通则》第56条“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法》第10条第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5条）、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6条）等行政法规中有关相应合同的条款（其中均有批准的要件要求），但详究条文本身，可以看出，其或明确地将书面、批准等特定形式规定为生效要件，或没有明确特定形式是以上哪种效力的要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不是成立要件；但经解释，却变成了书面等特定形式具有了成立要件的功能，从而得出合同不成立的结论 。这种理解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此种理解完全扭曲了合同成立的本来面目，合同的成立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证明事实状态的存在可以有很多方式，包括许多除口头以外的特定形式，书面等的特定形式不过是众多形式种的一种，跟口头形式并无二致。因此，在法律条文没有明文规定书面等特定形式为成立要件时，不能想当然的将其解释为成立要件，这无疑是将书面等形式作为证明合同存在的唯一证据了。更何况《合同法》第4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批准登记等要式的生效效力 。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不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合同根本不成立，从应然性角度而言，此种规定本身值得推敲。众所周知，合同的成立而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并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干预，也不涉及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评价，为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应当鼓励当事人进行交易，减少交易之初的法律障碍；否则，在交易开始之时就设置重重障碍，以上原则又如何贯彻？即使在当事人约定特定形式要件的场合，表面虽贯彻了合同自由、意思自治之原则，但若仅因某种形式要件上的原因而阻止合同的成立，则对合同法另一同等重要之原则——鼓励交易之原则——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破坏。如果法律对此种状况视而不见，或放任自流以至确认其合理，鼓励交易原则就徒有虚表了。因为合同都不能成立，还如何进行交易？
再次，从理想状态来说，法律对合同的成立首先设置一种要式形式，无疑是对当事人意思自由的限制，而且是“已经把某种超越于当时人意志并先于当事人意志的意志，强加给了当事人” ，当事人也就无表达其意思的自由了。自由意味着无障碍，就仅涉及当事人内部的事务应当给与其完全的自由。
盖言之，就现行法而言，对合同的成立不应当设置要式性的障碍，合同成立只是双方当事人间内部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双方决定；同时为了鼓励交易，即使双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设置某种要式障碍，但只要当事人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法律也将予以确认。这样，就达到了一种交易之初的理想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事实上可以达到，也应当达到。
五、 实践合同的非成立要物性
区分实践合同与诺称合同的标准，在法学著作中均认为是以物的交付作为合同成立的衡量尺度 。前者的成立只需当事人的合意，后者的成立除当事人的合意外，尚需标的物的实际交付 。笔者认为，与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相同，标的物之交付不过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如传统认为赠与合同属实践合同，赠与标的物未交付之前，赠与合同不成立。《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处“撤销赠与”乃撤销赠与合同，而非撤销要约；若该合同不成立，撤销的对象又是什么？又传统认为保管合同也是实践合同，未交付保管物之前合同都不成立。依此，寄存人与保管人达成口头、书面乃至公证的“保管合同”，但始终不交付保管物，那么该“保管合同”不成立，保管人的期待利益又如何保护？相反，若认为赠与合同、保管合同自合意而成立，标的物之交付为生效要件，则以上问题都不复存在：赠与合同的撤销因其存在而成为可能，保管合同因存在而使寄存人有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补正义务），从而保管人的期待利益也有了保障。
六、 结论
合同的成立唯一要件是当事人合意，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要件。要式要物性不应当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根据要式要物性的作用，其功能在法律规范中体现为生效要件、对抗要件或证据要件等功能。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可彻底区分其与合同生效的不同，合同成立后生效之前，若只是缺乏特定形式，当事人双方分别有补正合同形式的义务和权利。这样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原则，以达到合同称成立的一种应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