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交付产生的实际占有长期以来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但由于特殊动产的出现，登记开始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之一，于是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时候，就难以避免的产生两种公示方法的博弈，这个时候，就需要择其一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最终依据，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理论观点和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探讨，以期明确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则。


　　一、特殊动产

　　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因价值较大，与一般动产在法律规则的适用上不尽相同，在理论和实践中，为了便于区分，常被称为准不动产、登记动产或特殊动产。称为准不动产是因为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价值较大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适用规则有相似之处。[1]如按照我国物权法第6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物权法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而称为登记动产是因为其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2]

　　笔者认为，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价值较大的动产，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动产，不能因为其法律适用规则与不动产类似而成为准不动产。另外，简单地称为登记动产只表达了其变动方式的特殊性，并不能全面概括。而称之为特殊动产不但明示了其动产的根本性，更全面概括了其不同于普通动产的特性。

　　二、交付与登记的博弈

　　有学者主张，船舶、航空器、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系以登记为物权表征方式，物权变动也应该是通过登记来加以公示，占有与交付不再当然地与物权变动发生关联。《物权法》第24条已然将船舶、航空器、机动车从普通动产之中分离出来，构成了《物权法》第23条之例外。而且，物权表征方式应当奉行单一性原则，特殊动产的表征方式只能是登记，故特殊动产之占有和交付的表征和公示功能，在登记法律地位确立之时便已经被彻底地清除了，具体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公共权力的介入使得登记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登记机关对物权状态进行记载并制作表明权属和客体状况的证书，比占有更容易表征标的物上物权。世人基于对公共权力机构权力来源可靠性的认同以及对于公共权力本身的信赖，从而很自觉地认同“登记的权利即享有的权利”。对登记记载内容的信赖即能更好地保护交易安全。不管登记机关属于哪种性质，这些机关其实都是国家机关，都以国家的信誉和国家行为的严肃性作为保障，这使得登记具有取得社会一体信服的法律效力。

　　（二）登记有较严格的程序规则，可信度高。登记要经过申请、受理、审查、记载等几个环节，有着程序要求和程序规则，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与实际权利吻合性高，公开的信息准确，可信赖性就强。基于对登记内容的信赖而发生的交易，交易当事人的利益就能获得充分的保护。受让人甚至可以不必考虑因为登记错误而对他所获得的预期交易利益的可能影响，他完全可以绝对地信赖登记簿的记载而放心大胆地进行交易[3]。

　　（三）登记记载内容的稳定性好，便于世人查阅。根据世界各国的登记实践，登记的内容一经记载就不得轻易更改，如果要更改则要办理变更登记，只要特殊动产存在，特殊动产的登记簿就会存在，不得由任何机关销毁。这就对特殊动产交易的安全提供了切实的保障[4]。

　　《物权法》施行之后，有学者主张，我国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与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纯粹意思主义有差别，后者采债权性合意+公示对抗模式，而我国除地役权、动产抵押权之外，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采债权性合意+交付+公示对抗的模式，即仅有债权性合意并不发生物权变动，还需要有实际交付行为，才能发生不具有对抗力的物权变动。其理由在于，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的物权变动要受制于它作为动产以及动产的物权变动以交付为标志这些一般特性和原则的规制[5]。另有学者认为：船舶、航空器、机动车本质上还是动产，从解释论的层面分析，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适用《物权法》第23条，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6]

　　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有债权性合意，二是要进行了交付即占有的转移，在此基础上，如果登记了，产生对抗效力，未登记，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三、现行法律下的特殊动产物权变动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通过交付产生占有公示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必须采纳的方式，而登记只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必备条件。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确定了多重买卖合同的司法实践中，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同一普通动产处理的基本原则为：受领交付的买受人＞支付价款的买受人＞合同成立的买受人，在三者内部，以时间先后作为优先依据。同一特殊动产诸如船舶、航空器、机动车处理的基本原则为：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的买受人＞合同成立的买受人，在三者内部，以时间先后作为优先依据。具体内容如下：解释第九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7]

　　该解释实质上确立了在动产取得问题上，同等条件下，无论是普通动产还是特殊动产，都适用实际占有优先原则，该原则不仅能够明确动产物权归属，降低交易成本，符合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更是符合现代物权变动发展理念的基本价值取向，尤其是第十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实际占有特殊动产的买受人有申请变更登记的权利，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笔者认为：

　　（一）特殊动产的设立和转让后产生确权纠纷的，以交付和实际占有优先（下文提到的交付和实际占有都是基于善意取得）。

　　（二）特殊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在交付后的事实状态——占有与登记不一致时，当以实际占有为准，由实际占有人取得特殊动产物权。但是，如果实际占有人是基于违法手段取得，就不能取得特殊动产物权。

　　（三）特殊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原所有者并为将特殊动产物权登记，在非基于本意丧失占有，该特殊动产物权由第三人善意取得并登记的，原所有者丧失该特殊动产物权。

　　四、结语

　　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中，而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指导约束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动产物权变动也是如此。虽然特殊动产是动产中的特别成员，有其特殊的法律适用规则，但是作为动产中的一员，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仍然要遵循动产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即交付和公示占有优先，在此基础上，再来确定登记对其效力的制约，合同对其效力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则宜为受领交付的实际占有者＞办理了所有权登记手续者＞合同成立的买受人，在三者内部，以时间先后作为优先依据。

　　实际占有与登记的博弈不仅是逻辑思维的碰撞，更是市场主体利益需求的体现，这种博弈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所以特殊动产适用的法律规则不能一成不变，不能僵化，只有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向前，才能不断完善，才能不被束之高阁，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根据崔建远教授的研究,以“准”字作为标志的法律概念,大体上包括三种情况：（1）以“准”字作为标志的法律概念与原来的概念之间共性大于个性,且处于法律关注的地位,其法律效果基本相同；（2）以“准”字作为标志的法律概念与原来的概念之间在本质上虽然不同,但在法律效果上却大多准用；（3）以“准”字作为标志的法律概念与原来的概念之间个性大于共性,共性处于不重要的地位,法律效果方面差异巨大。参见崔建远：《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3页。

[2] 王利明：《物权法论》(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3
　　[案情]

　　被告人孟某受聘担任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工程部副经理，该工程部是临时机构，主要是针对基础建设管理而临时成立，主要工作是对该企业的储备仓库扩建工程进行监督和管理。被告人与该粮油储备库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劳动合同，并注明是岗位工种工作，其主要工作任务是该企业浅圆仓工程项目建设。其后被告人利用担任该粮油储备库工程部副经理的职务便利，在业务承揽、工程质量验收、工程款支付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现金、大宗购物单等财物，数额较大。

　　[分歧]

　　关于本案的定罪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利用担任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工程部副经理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仅是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为建设浅圆仓工程项目而临时聘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员，双方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劳动合同，提供的是技术服务，而不是该粮油储备库的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或委派的从事粮油收购、储存、中转和销售的公务人员，故被告人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要理由如下：

　　一、公务行为与劳务行为的界定

　　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系国有企业，被告人与该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应当属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若是在该企业从事公务行为就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的情形，构成受贿罪；若不是从事劳务行为就只能以公司企业人员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以本案定罪的焦点问题就在于被告人受聘在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从事浅圆仓工程项目建设这一行为是从事公务行为还是劳务行为？

　　公务行为是指代表国家、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依法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的职务行为，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及监督、管理和经营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事务性、劳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从事公务行为。从事公务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人员。

　　劳务行为是指单纯的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具有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或是社会服务性劳动的特点。公务行为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各种职能部门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性的职务活动。劳务仅仅是一种体力劳动，不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等特点。

　　二、本案被告人不是依法从事公务不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具有从事公务的主体资格，但不是在从事公务。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许可经营项目为：中央储备粮油的收购、储存、中转；粮食销售。笔者认为只有在该企业中从事与上述经营活动有直接关联的行为才算是从事公务，而不能将该企业的一切事务均称作公务。被告人所在的工程管理部是针对基础建设管理而临时成立的部门，主要工作是对该企业的储备仓库扩建工程进行监督和管理。该项工作只是该企业临时性的一项工作，且不符合该企业许可经营项目中标明的职能范围，因此不能算是该企业的公务。另外，虽然被告人在该企业中担任工程管理部副经理，但是其与该企业签订的是有期限的劳动合同，且劳动合同上标明的是岗位工种工作，是基于本身的工程专业技术为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提供技术性劳务并取得相应劳动报酬的劳务性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公务性，其就不是依法从事公务，因而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受贿罪不成立。

　　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163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的公司、企业人员不仅包括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也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本案中，被告人虽然在国有公司工作，但其从事的不是公务行为，故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在客观上，利用担任中储粮某市粮油储备库工程部副经理这一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质量验收、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