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口供并不择手段获取口供,是侦讯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不良现象。近些年来,随着冤错案件的不断曝光,许多人认识到“中国式错案”几乎都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刑讯逼供,因此,遏制刑讯逼供成为扭转侦查状况和改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考量。若干具有一定宣示作用和实际效能的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等的出台,使刑讯逼供的旧习不再畅行无碍。虽然如此,司法改革中,口供依赖这一非法取证行为根本症结并没有得到触及,当刑讯不再如既往那样恣意放纵之时,在刑讯之外寻求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的尝试就会暗中展开。这些替代方案既有理性、合法的,也有不人道和非法的,司法人质成为刑讯替代的一种新手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催生和蔓延的一种新动向。　

　　人质的“质”,就是作为保证的人或物。春秋时期颇多以人为质的事情,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述:“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这里提到的“狐”与“忽”都是人质,那时派往别国(或别处)去做抵押的人多为王子或世子,这些人质也被称为“质子”。类似做法,不仅在古代,而且在现代也还没有完全绝灭,即使政治上的人质现象已经十分罕见。犯罪领域也存在人质的情况,如绑架勒索是一种变相的人质现象,犯罪者先将作为目标的人绑架作为人质,再向人质的亲属或者所属机构等索要赎金,以此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有时候,以人为质要达到的是金钱以外的目的,如对人质的亲属进行警告,形成威胁,从而令其屈从。　

　　司法人质是类似的一种现象。“司法人质”一词既可以指称司法中以人为质的现象或行为,也可以指称作为这种现象或行为对象的人。前者是指将被讯问人的亲属作为人质使用,胁迫被讯问人屈从并作出有罪供述以及提供配合的做法。司法中以人为质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人实际扣押作人质,让被审讯的人看到,甚至带到被审讯人的面前,让后者清楚地知道人质的真实存在。二是将被讯问人的亲属当作迫使被讯问人屈从的一种手段,描述被讯问者不服从则其亲属可能遭遇的不幸或者困扰,以此对被讯问人造成心理、精神上的强大压力,迫使其作出有罪供述。　

　　无论哪一种情况,司法中以人为质来迫取口供的现象都是一种法律所禁止的“胁迫”行为。胁迫就是在精神上施加压力,往往体现为以一定的不利相威胁。胁迫的目的在于摧垮被审问者的意志,使其乖乖就范,提供审问者需要的口供并提供侦查人员期望的配合。这种做法有时可以收到比刑讯更快捷的奇效,而且由于通常不需要物理性的动粗,也就不会留下伤痕,甚至可以得到被审讯者配合隐瞒。　

　　司法人质现象是一种“人性化”的司法现象,这里的“人性化”需要以引号括之,因为这是与司法所倡导的人性化反其道而行之的恶劣做法,是利用人性软肋来达到侦讯目的,其实质当然是反人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而且往往不止一个。对于自己亲人命运和处境的牵挂和关心,往往是一个人的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许多人可以自己忍受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却无法接受亲人遭受危险或者困窘,侦讯人员往往洞穿了被讯问者的这一软肋,以其亲人为“人质”相威胁,如对被审讯的人说“你要是不讲,我们就到你孩子的学校找你的儿子,对他进行调查,让他的老师、同学都知道他的爸爸是个罪犯”,或者“你要是不说,就在你妈妈过生日那天上门进行调查,你想想老太太会是什么心情”,甚至“你要是不合作,就把你亲属也抓进来”,诸如此类,往往能够换来被讯问者低头认罪。即使被讯问者是无辜的,一想到自己的亲人可能遭受羞辱甚至也被捉将进来,他们也常常选择与侦讯人员合作,因此司法人质现象与刑讯一样埋伏着使无辜者违心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的很大风险。　

　　司法中以被审问者的亲人为人质的做法并不是近年来的新发明,事实上,当年苏联大清洗中的侦讯人员就深谙此道,他们的这类做法早就腥秽四溢,臭名昭著。前苏联大清洗中的公开审判,被告人争先恐后认罪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司法人质的做法。罗伊·梅德韦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揭露了司法人质的极端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据P.Γ.阿里汗诺娃证实,著名的党务工作者H.汉苏瓦罗夫接受侦查期间曾连续10天站在水中。斯·柯秀尔的妻子告诉阿里汗诺娃说,刽子手没能用刑讯使她的丈夫屈服,就把他们16岁的女儿带到侦讯室,当着父亲的面强奸了她。此后柯秀尔在所有的‘供词’上都签了字,而他的女儿被放出监狱后,卧轨自杀了。”　

　　禁止司法人质的做法,目的之一是防止无辜者违心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并导致错判。这种做法不但可能使无辜者自诬,也可能使有罪的人吐实,使他一五一十讲出实情。那么,如果被讯问者确实犯了罪,这种司法人质的做法是否就具有了可接受性?考量这个问题的思路与考量刑讯正当性的思路完全一样———对于一个有罪的人进行刑讯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答案自然也有相通之处:禁止刑讯逼供或者以人为质,不仅取决于这种做法有可能获得虚假的自白,而且其本身具有的那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性质也使它无法取得法律上的正当性,侦讯中以司法人质的做法来迫取口供与司法文明程序的提升背道而驰,也违背现行刑事诉讼法所明令禁止“威胁”取证的规定。　

　　近年来,以威胁方式取供的方式引人关注,比如谢亚龙案件,被告人声称自己的儿子被侦查人员用来威胁,迫使其认罪。这样的威胁是否真实存在姑且不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高度密闭性的侦讯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人们不得不表达关切。尤其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当提高警惕。在今后的诉讼监督活动中,非法取证行为将是侦查监督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也是侦查监督的难点。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都应当密切注意司法人质现象以及蔓延的可能性,及时加以纠正,对于以司法人质相威胁取得的口供,应当加以排除,不允许作为起诉的依据和定案的根据。无须赘述,只有加强监督意识,才可能使司法人质现象有所收敛乃至消失,刑事司法人权的进步才不至于成为一场“空城计”。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偿还外汇债务基金管理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法
第一条 为增强我市承受外债能力，根据我市借用国外贷款的项目要严格执行自借自还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立广州市外汇债务偿还基金（以下简称“偿债基金”）。
偿债基金在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设专户。由市计委负责管理，专款专用。
第三条 凡需向国外贷款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单位在拟定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切实落实还款责任；在组织项目实施时，制定归还本息计划。项目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协助和督促按期还贷。
市计委对偿债基金的征收工作实行管理、监督。
第四条 偿债基金的构成：
（一）每年从市政府统筹留成外汇中划出一定数额的外汇额度。
（二）项目单位从投资和收益中提取外汇或用作购买外汇的人民币，存入市偿债基金专户。根据贷款期限的不同，按以下比例提取：
1．贷款期限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三年以下（含三年）的，应提交贷款总额的5％；
2．贷款期限四年至六年（含六年），提交贷款总额的6．5％；
3．贷款期限七年至十年（含十年），提交贷款总额的8％；
4．贷款期限十年以上至十五年（含十五年），提交贷款总额的4％；
5．贷款期限十五年以上的，提交贷款总额的3％。
对筹措资金确有困难的项目，经市计委核准后，可先按以上比例的50％提交，其余逐步分次交足。
（三）市计委按本规定收取的担保费。
第五条 一九九一年以前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买卖方信贷的项目单位，按一九九○年底的外债余额的1％计算，并于本办法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性补交偿债基金。
第六条 偿债基金的收取办法：
（一）从市政府统筹留成外汇中提取部分，由市计委在年度外汇收支计划中安排并存入偿债基金专户。
（二）从各贷款项目中提取部分，按贷款来源分别提取。凡借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和买卖方信贷的项目单位，应按每笔贷款期限，计算出应交偿债基金金额，列入总投资，并在签订转贷协议之前，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从国外资金、国内留成外汇以及其他外汇中提
取，或在用人民币购买等额的调剂外汇中提取，存入偿债基金专户。
（三）担保费部分。凡市属金融机构提出要市计委为项目提供反担保的，反担保费从金融机构收取项目单位的担保费中扣交；凡属中央主管部门要地方计委作保的，由项目单位负责缴交担保费。
市计委收取的担保费，是按担保总金额（开始还款后按余额）的0．5％计算，并存入偿债基金专户。担保费属市所有，不予退回。
第七条 各金融机构办理国外的转贷款，须凭市计委出具的同意贷款证明，方可办理转贷手续。
第八条 各金融机构发放的国际商业贷款，由发放单位自行偿还。保证项目单位归还贷款的具体做法，由各金融机构参照上述办法自定。各金融机构发放国内外汇贷款和归还办法，由各金融机构根据本系统的上级规定精神自定。
各种形式的外汇贷款，由金融机构或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的经济实体负责担保。
第九条 偿债基金的使用：
（一）各项目单位缴交的偿债基金及存款利息，归原单位所有，在项目单位最后一次偿还外债本息时办理清理结算退回手续。
（二）借用外债的项目，如因客观原因，出现不能如期投产、达产等特殊情况，经项目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后仍不能解决的，可向市计委申请使用偿债基金。如申请使用的偿债基金超过该项目原上交的偿债基金的，超过部分，按当时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三）在市偿债基金专户中没有存款的单位，原则上不能申请使用偿债基金。如遇特殊情况确需申请使用的，须经严格审查，并报经市领导批准。同时，在保证偿还的情况下，实行有偿使用，由借用单位和市计委签订借款协议，在规定期限内，连同借款本息一并归还，并存入偿债基金
专户。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计委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凡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0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