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欧锦雄


内容提要：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关键词：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法、缺陷、重构

在新《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学界曾就修改“反革命罪”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之后，立法机关通过对原《刑法》“反革命罪”的内容进行重新归类、分解、合并、废除和修改等工作，制定了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体系上、罪名上以及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不可否认，与原《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它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它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缺陷，而这些立法缺陷使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消除其立法缺陷。如果要克服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立法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修改或补充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只有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立法缺陷。为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使我国以后的刑事立法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笔者在本文里具体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
在修订79年《刑法》时，立法者为了使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科学性，已采取了一些合理的举措。他们将原《刑法》的“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减弱了这类犯罪的政治色彩；他们没有将“反革命目的”作为这类犯罪的犯罪主观要件的必要要件，使这类犯罪的主观要件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从而便于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此外，立法者将原《刑法》“反革命罪”一章的“聚众劫狱罪”“组织越狱罪”予以修改，并将其编入新《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使原《刑法》第97条的“间谍罪”和“特务罪”合并为新《刑法》的“间谍罪”；废除原《刑法》的“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等。凡此种种，说明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但是，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仍然具有以下两大缺陷：
（一）现行危害国有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的设置上不够科学
1．分别设置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罪种，容易让人在理解上产生分歧
新《刑法》第104条设置了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个罪种，但是，对于何谓武装叛乱罪和何谓武装暴乱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有人认为，武装叛乱罪是指勾结外国，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的行为。武装暴乱罪是指国内人员独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行为。①而有人则认为，“武装叛乱”是指使用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和设备进行背叛国家的叛变活动。“武装暴乱”是指动用武器装备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骚乱活动，②等等。其实，暴乱是指为推翻或对抗现有的国家政权，破坏现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集体武装行动，而叛乱是指为了背叛统治阶级或国家的利益并意图投向国内外敌对势力而实施的暴乱。“暴乱”属于属概念，“叛乱”属于种概念，“叛乱”只是“暴乱”的一种情况，对于没有投向敌对方面的暴乱，则属于“暴乱”的另一种情况，因此，“武装暴乱罪”完全包容了“武装叛乱罪”的内容。由于社会现象复杂，在实践中，有些暴乱案件发生以后，人们不易辨别其性质，究竟是以武装暴乱罪定罪？还是以武装叛乱罪定罪？这将产生分歧。因此，将武装暴乱罪与武装叛乱罪在同一条文里并列规定，这是在罪种设计上的立法缺陷。
2．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却分别独立规定为两个罪种：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人为地使刑法条文复杂化
新《刑法》第112条和第106条分别规定了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其实，新《刑法》规定这两个罪种是多余的。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当行为人实施了这些资敌或资助行为时，对这些帮助行为完全可以按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例如，当别人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行为人甲故意向其提供大量资金或武器装备，这时，对行为人甲的行为可以按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
新《刑法》规定的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使《刑法》条文显得较为繁琐，同时，其规定的罪状和法定刑存在着缺陷。第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的缺陷有二：（1）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而单位反而不能成为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暴乱罪等被资助的、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即单位不能成为主犯罪的犯罪主体，却能成为从犯罪的犯罪主体，从而导致了立法上的不公平。（2）法定刑过低。新《刑法》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法定最高刑过低。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也是可以成为主犯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若《刑法》没有规定“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那么，实施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人有时可以成为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主犯，而作为主犯有时可能受到处罚的最高刑为死刑。例如，甲以大量资金资助他人实施背叛国家罪，甲属于主犯之一，若按背叛国家罪定罪量刑，那么，甲可能受到的最高处罚是被判处死刑。但是，若按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处罚，其可能受到的处罚，最高才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第107条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与第102、103、104、105条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等，属于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是特别法条。因此，当行为人资助他人实施了背叛国家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时，只能适用第107条按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定罪处刑，而该罪的法定最高刑才15年，这就导致重罪轻判，量刑不公。
第112条资敌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也存在两个缺陷：（1）第112条规定，在“战时”实施资敌行为才构成资敌罪，如果在和平时期实施资敌行为，那么，应按行为人所帮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罚，按共犯处理。这时，将会出现量刑不公。例如，在“战时”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资敌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在和平时期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十年。对于同一资敌行为，在和平时期受到的处罚可能重于非常时期（即战时），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不公平。（2）由于第112条的资敌罪与第102条的背叛国家罪，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12条（资敌罪）属于特别法条，所以，在“战时”向实施背叛国家罪的人提供武器装备、用物资的情况下，即使资敌者起到主要作用，也只能按第107条（特别法条）资敌罪定罪量刑，由于资敌罪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背叛国家罪法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这就可能出现量刑不公的情况。
3．投敌叛变罪采用简单罪状，且内容模糊不清
新《刑法》第108条规定“投敌叛变的，处……。”从条文可知，投敌叛变罪采用的是简单罪状，而简单罪状的最大缺陷是容易在理解上产生分歧。目前，对于何谓“投敌叛变”，刑法界仍存在许多分歧。
若按通说，投敌叛变罪是指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外敌方营垒，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或者在被俘、被捕后投降敌人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二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就前一部分内容而言，它属于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作为背叛国家罪的一种情况，而不应作为投敌叛变罪的内涵，可见，若按通说来理解投敌叛变罪，那么，只有其后一部分内容才可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
4．叛逃罪的罪状不够严谨
叛逃罪规定在新《刑法》第109条，该条文原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这一条文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叛逃时或叛逃后实施了除叛逃以外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秘密，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第二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若按第一种理解，设立叛逃罪纯属多余，因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以行为人具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例如，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予以定罪处刑，根本没有必要另行规定“叛逃罪”。若按第二种理解，那么，叛逃罪的主体必须是较为特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例如，高级官员、掌握国防高科技人员），其履行的公务也必须是特殊的公务（例如，与外国政府谈判）。由于新《刑法》109条所规定的罪状并不明确，所以，产生了前面的分歧。可见，现行的叛逃罪存在立法缺陷。笔者认为，前述第二种理解较为科学，但该条文的罪状应进一步予以完善。
5、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之一，这显得太牵强
新《刑法》第110条规定的间谍罪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其罪状的一项内容，这显得牵强附会，并不科学。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过程中。这种行为不宜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某个罪种的罪状内容。当行为人在实施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当行为人在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只有行为人接受了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并负责“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时，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才应以间谍罪定罪论处。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不应作为间谍罪的罪状。
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后，间谍罪的罪状仅有以下内容：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实践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没有参加间谍组织也没有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但是，他明知对方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对方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从而危害国家安全。由于这种行为直接帮助了间谍组织及其人员，帮其完成本身职务的工作，其性质应属于间谍行为，但是，新《刑法》第110条并未将这种行为作为间谍罪的罪状，这也是一个立法缺陷。
（二）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犯罪归类上存在欠缺
1、危害国防利益罪和部分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并未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
在新《刑法》分则里，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大同类客体都是国家安全。这两类犯罪理应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内容，但是，它们却分别独立成章。由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同时，其罪种众多，因此，军人违反职责罪独立成章具有一定科学性。然而，“危害国防利益罪”独立成一章是没有必要的，它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此外，新《刑法》将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没有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这也是其立法缺陷。下面就刚提到的立法缺陷予以具体分析：
（1）“危害国防利益罪”宜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却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成章。
国防利益是指国家为了防备和抵御侵略和颠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拥有的、与军事有关的特殊利益，具体包括国防自身安全、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国防秩序等方面的利益。为了依法巩固和加强国防，更有效地与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新《刑法》增加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罪种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所侵犯的利益是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国家宪政秩序稳定的利益，换言之，这些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因此，危害国防利益罪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一部分内容。新《刑法》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作为一章，这是不科学的。
（2）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宜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然而，新《刑法》却将这些罪种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和第8条规定，所谓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具体包括：“（一）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另外，“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本法第2条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根据这些规定，大多数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国家安全。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同样，为境内机构和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以及泄露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也会危害国家安全。当然，在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中，有部分犯罪可能不会直接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它也会间接危害国家安全。从立法科学性角度看，犯罪分类主要应以犯罪同类客体为基础来分类，同时，可兼顾犯罪对象、直接客体、手段等特殊情况，在技术上作出适当调整。鉴于此，笔者认为，除了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外，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
新《刑法》将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四章，使新《刑法》显得繁琐、复杂，这不利于广大群众学习和理解《刑法》也不利于司法人员适用《刑法》，可见，这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应系统修改和完善。
2、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亦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犯罪予以规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并加入或缔结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公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危害我国与外国正常交往关系的犯罪，例如，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的行为；侮辱外国国旗、国徽的行为；本国人私自对外宣战或实施其他行为诱发外国向我国宣战的行为；外国人违反国际法侵略我国的行为；除去、移动、伪造我国与外国的国境的界碑或其他标志或使其不能辩认的行为，等等。这些行为属于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行为，同时，它们也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我国已加入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等国际条约，根据有关条约，各缔约国在国内立法上有义务将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和其他有关罪行规定为犯罪，并对其规定相应的惩罚。为了履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应将这些罪行在《刑法》上予以规定。前面论及的危害国际安全的犯罪同样会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因此，它们在我国国内刑事立法——《刑法》中，可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罪行作为罪种予以规定，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大缺陷。
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构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着众多的缺陷，若仅对其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这不能使其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为此，我们必须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重构，使有关罪种得以增加，减少、废除或调整。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称谓来说，虽然其政治色彩比“反革命罪”的称谓降低了许多，但是，这种称谓还是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为了使其政治色彩平和，防止人们将这类犯罪全部误解为“政治犯罪”，同时，为了使各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更科学地归类到此类犯罪，笔者认为，这类犯罪的类罪名应更改为“危害国家基本利益”。在“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里，过失犯罪也可成为其罪种（主要指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国家安全即国家的基本利益，它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同类客体，其范围包括：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人民民主专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可称为“宪政制度”，即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主要指其国体和政体）。据此，我们在重构“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即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时，可将其分为四节：第一节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这一节所规定的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其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第二节为“危害国防利益罪”；第三节为“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第四节“侵犯国家秘密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侵犯的大同类客体同样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这三方面犯罪的小同类客体分别为：国防利益、国际安全秩序和国家秘密，它们属于大同类客体“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下一层次的小同类客体。与第一节所规定的罪种相比，这三节所规定的罪种所反映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没有那么明显和强烈，同时，这三方面的犯罪又具有一定的内在特殊性，所以，有必要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分出来作为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的具体构想如下：
（一）关于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构建（第一节）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具体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了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因此，这些罪种可归到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中，但是，由于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存在缺陷，因此，应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构建其体系。针对前文所述缺陷，可采取以下立法措施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予以完善。
1．将现有的“武装暴乱罪”和“武装叛乱罪”两罪种合二为一，在立法上仅规定“武装暴乱罪”，使刑法条文显得更简炼明了，克服人们在理解上的分歧。其条文可设计如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
2．废除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两罪种，克服可能存在的重罪轻判和量刑不公的问题。由于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所以，在废除这两罪后，对这两种行为应以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刑即可。
3．完善投敌叛变罪。首先，使投敌叛变罪采用叙明罪状，其次，将通说的投敌叛变罪的前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划到第102条背叛国家罪里；将通说的后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这样，《刑法》第108条的投敌叛变罪可修改为“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4．完善叛逃罪的罪状，克服其罪状不明确的缺陷。在前面分析里，笔者认为，叛逃罪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必须具有叛逃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可将《刑法》第109条的叛逃罪的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而该叛逃行为已经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
5．完善间谍罪的罪状。由于《刑法》第110条“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内容并不科学，因此，有必要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此外，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作为间谍罪罪状的内容，因此，第110条间谍罪的条文可修改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按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者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克服后，即可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有关罪种进行科学排列，从而构建起科学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体系。其具体罪种及序列为：
1、背叛国家罪 2、分裂国家罪
3、煽动分裂国家罪 4、间谍罪
5、武装暴乱罪 6、颠覆国家政权罪
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


西宁市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

西宁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


《西宁市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已经市 政府第２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王小青
二○○一年六月四日

西宁市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全市就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求职择业、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各类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应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坚持统筹规划、规范管理，有利于平等竞争和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原则。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的活动遵循双向选择、平等竞争、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市、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本规定负责本辖区内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求职择业

　　第六条 劳动者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应当到户口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第七条 劳动者就业前应当接受职业指导，参加职业培训教育。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就业前应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
　　
　　从事国家及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劳动者须经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

　　第八条 劳动者择业时应当如实介绍本人的有关情况，并按如下规定提供证明资料：

　　（一）无就业经历的失业人员应当出具城镇户口（或身份证）、失业证、职业资格证书（或学历、培训证书）等；

　　（二）有就业经历的失业人员应当出具失业证（或下岗证）、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培训或职业资格证书等；

　　（三）外来劳动力应当出具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给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和就业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给的《青海省外来人员就业证》。


第三章 招（聘）用人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执行用工申报和备案制度，招用人员时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公平竞争、择优录用。

　　第十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一）委托职业介绍机构；

　　（二）参加职业供需洽谈会；

　　（三）通过新闻媒体刊登、播放招用信息；

　　（四）利用职业介绍信息网络招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委托职业介绍机构招（聘）用人员，应当出示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或其它法人登记文件、招（聘）用简章、《用工许可证明》和经办人身份证件。

　　招（聘）用简章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用工数量、职业工种、岗位要求、录用条件、用工期限、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劳动保护等内容。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需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招用人员广告的，须经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信息；

　　（二）招（聘）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招（聘）用无合法身份证件人员；

　　（四）招（聘）用未解除或未终止劳动合同人员；

　　（五）收取招聘费用、保证金、抵押金；

　　（六）扣押劳动者身份证件和物品；

　　（七）以招（聘）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录用标准。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须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人员，应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跨省招用人员和招用外籍人员、港澳台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录用备案和就业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应当于7日内到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分为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和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包括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是指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举办的，承担公共就业服务职能的公益性服务机构。

　　其他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

　　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是指由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个人举办，从事营利性职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

　　第十九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业务范围、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30000元以上的开办资金；

　　（三）有二人以上经培训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开办职业介绍机构或其他机构开展职业介绍活动，须经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接到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颁发《职业介绍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经批准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实行年度审验。

　　第二十一条 开办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须持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到相应的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

　　开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须持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登记注册。

　　第二十二条 职业介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到原审批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为求职者介绍用人单位；

　　（二）为用人单位和居民家庭推荐求职者；

　　（三）开展职业指导、咨询服务；

　　（四）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

　　（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互联网职业信息服务；

　　（六）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组织职业招聘洽谈会；

　　（七）具备相应资格的，从事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中介服务；

　　（八）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准的其他服务项目。

　　第二十四条 禁止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行为：

　　（一）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

　　（二）提供虚假信息；

　　（三）超标准收费；

　　（四）介绍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

　　（五）为无合法证明的用人单位或者无合法身份证件的求职者进行职业介绍服务活动；

　　（六）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

　　（七）伪造、涂改、转让批准文件；

　　（八）以职业介绍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第二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人员实行持职业资格证书上岗制度。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西宁地区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工作。

　　第二十六条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的有偿服务项目，其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建议，报价格主管部门确定。

　　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的收费标准，参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并接受物价部门监督。

　　第二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合法证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等，并应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规定据实填报有关统计报表。

　　第二十八条 设立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以及职业介绍机构从事境外就业中介服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五章 公共就业服务

　　第二十九条 公共就业服务，是指由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供的公益性就业服务。

　　第三十条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免费提供以下服务：

　　（一）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咨询服务；

　　（二）向失业人员和特殊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三）推荐需要培训的失业人员和特殊服务对象参加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培训；

　　（四）在服务场所公开发布当地岗位空缺信息、职业供求分析信息、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

　　（五）办理失业登记，就业登记，录用和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备案等项事务；

　　（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其他有关服务。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特殊服务对象是指下列人员：

　　（一）残疾人；

　　（二）享受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三）退出现役的军人和随军家属；

　　（四）政府规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或需特别照顾的人员。

　　第三十二条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经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可以接受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委托，从事劳动保障事务代理业务。

　　第三十三条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当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与服务，并实现城市内就业服务、失业保险、就业培训信息的计算机联网。

　　第三十四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培训机构，并定期提出计划，组织培训机构向失业和特殊服务对象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培训。

　　第三十五条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减免费服务所需费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和运行维护费用，以及对失业人员免费培训的补贴费用，按有关规定从各级财政安排的就业经费中列支。

　　对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补贴，按有关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出。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根据财政部门的预算编制要求，编制本级就业经费年度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未按期办理备案手续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未经批准设立职业介绍机构或未经批准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职业介绍活动，并可处以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并建议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建议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撤销登记；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未明示合法证照、服务项目、监督机关、监督电话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未明示收费标准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建议物价部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四十二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1994年5月20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西宁市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同时废止。以前的规定凡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