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其蔚 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

论“入户”抢劫及其认定的微探

【关键词】 户 入户 入户抢劫 犯罪意图 构成


【正文】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在城乡差距还比较大的形势下，乡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需进一步完善，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侵犯财产和人身权利的犯罪还是比较突出，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由于许多男子入城打工，家里留守妇女往往容易成为犯罪对象；在城市，流动人口、就业、物价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在相当时期内还比较尖锐，入户打劫、诈骗、盗窃、强奸等犯罪有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入户”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一在我国刑法中确定下来，对“入户抢劫”含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行为人承担完全不同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有“入户”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由于对“入户抢劫”的认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导致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及法定刑幅度上出现错误，因此本文想就审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与认定“入户抢劫”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入户”的定义。
对“入户抢劫”的认定，关键问题是对“户”的理解。目前理论上有几种观点：其一，“户”是指公民私人住宅，不包括其他场所。①其二，“户”是指固定场所，即以此为家的场所，如私人住宅及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宾馆房间及值班宿舍等临时住宅场所。②其三，“户”是指人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包括私人住宅以及宾馆房间、固定值班人员的宿舍等场所。③其四，“户”是指私人住宅，以及其他供人们生活、学习的建筑物，例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办共场所、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④《新华字典》把“户”解释为：（1）、一扇门；（2）、人家；（3）户口。⑤按该解释，“户”指“人家”，亦指住宅之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住宅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笔者认为，对“户”的理解应取严格的规定，但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主要包括公民的住宅及院落，我们通常居住的住宅就是“户”的典型。当中既包括作为公民财产的住宅，也包括公民租用的住房，公民为生活起居而自行搭建的违章房也应当认为是“户”而给予保护。


二、公民由于便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居住的场所，具有相对流动与变动性的特点。主要包括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工人搭建的工棚、违章房、简易房等。这类情形，由于公民出于生存和维持生计而居住于该类场所，多数情况下属于迫不得已的弱势群体，法律应该保护他们在自己生活场所栖息的权利。
三、由于便于生产经营的缘故，公民(如个体经营户)在其开办的小卖部、手工作坊、厂房、维修店等进行生产经营和生活起居的场所，在公民用于生活起居的期间应属于此列，但在生产经营期间对其进行抢劫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除此之外，寺院僧侣住所、学生宿舍、宾馆房间、公寓楼等处进行抢劫，在特定情况下也应该认定为“入户”，如某人及其家人长期生活和居住在其租住的旅馆内，此时该房间实际上已经具备家的特征，应转化为“户”。这是因为这些场所能满足人们生活、学习、休息的需要，并且与外界也是相对隔离的。为什么“入户”那能作为抢劫的从重情节，这主要法
律保护的客体决定的。贝卡里亚说，“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⑥法律为什么要给予公民之“户”更多的保护？其目的在于强化对人们在户内也即在家里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家在人们的观念中历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概念，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栖息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可以说，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家中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人们在家中都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还有何安全可言。人们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慌，以至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信赖丧失殆尽。因此，“入户”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对社会的信任感的打击是致命的。
另外，有些住所在特定情况下被入侵和犯罪仍然不能认定为具有“入户”情节的，该种情况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甲为拿回赌资，冲入乙家对正在进行着的赌博的参赌人员进行抢劫。此类情形乙家从形式上似乎具备“户”的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但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其实质已经转变为聚众赌博的场所，已不具备刑法上“户”的构成要件，且被抢劫的对象系参赌人员和赌资，而非针对乙及其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因此应不属于“入户抢劫”；其二，卖淫者甲自家进行卖淫活动，在卖淫期间，或卖淫事实还未完成期间遭受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这是因为此时甲的住所应视为卖淫场所，法律不应给予与一般公民住所同等的保护。但在甲日常生活起居期间实行抢劫，应视为“入户抢劫”。
二、“入户”抢劫的认定及构成条件。
“入户”犯罪的构成，必须受“入户”以及“犯罪”两者之间存在由牵连关系的限制，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应具备三个条件：入户前有无犯罪的意图、 “入户”行为是否危害公民“户”之安全与权利、有无抢劫的暴力、胁迫行为。入户抢劫应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情况，缺一不可。
其一，关于入户前有无犯罪意图，首先一个问题是，对“入户抢劫”的认定是否限定为行为人入户之前即有抢劫的故意。第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临时起意抢劫的，属于“户内抢劫”而非“入户抢劫”，其关键在于“入”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第二种观点持否定说，认为只要入户后实施了抢劫的行为，无论“入户”前有无抢劫的故意，均认为是入户-抢劫。还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户内抢劫是否认为入户抢劫，关键要看行为人入户是违法入户还是合法入户以及入户的动机。⑦第一种观点把入户抢劫仅限于为打劫而入户实行抢劫，范围比较狭窄，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二种观点，没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一切户内的抢劫都属于入户抢劫，显然范围过宽，不尽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关于入户抢劫的规定，其前提条件是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笔者认为这也有其本身的不足，从刑法将“入户”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的目的上看，其着重保护的是公民家居与住宅安全，保障公民安全感与信任感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犯罪行为人最初入户只是为了进行诈骗、强奸、猥亵等犯罪，但由于发生被识破、被钱财诱惑等改变犯罪意图的事由，进而实施抢劫行为，其危害结果往往是不亚于抱着抢劫的意图进行入户抢劫的，所以仅局限在行为人是否在入户前具备抢劫的意图作为主观上的认定是不够的。
其二，“入户”行为是否侵害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前面提到，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是公民信赖社会与法律的前提，是心灵的港湾。刑法之所以将“入户抢劫”明确规定为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目的在于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居住安全、人身安全，体现从严惩治严重危及公民居住安全、人身安全的抢劫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所谓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就是不引起公民心理恐慌的、担心家居生活安全以及住宅不被侵犯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照应《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罪向抢劫罪转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又阐明：行为人在入户盗窃时，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此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例如，行为人侵入他人住宅后正在或已经窃取了数额巨大的财物的情形下被主人发觉，继而为抗拒抓捕等原因当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种情况与典型的入户抢劫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并不认为对“当场”的理解只仅限于空间上的理解。一种情况，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倘若行为人盗窃未遂而被发现，继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抗拒抓捕，因其盗窃之未遂，故不应因此转化为抢劫，继而又转化为入户抢劫也是不尽合理的，因为此时行为人只是为抗拒抓捕，也未盗得财物，并没有相对严重地侵犯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如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与我国轻刑化发展相违背的，因此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另一种情况，行为人入户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而被发现，当场实施的并不是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逃跑，继而为逃跑而以暴力相威胁，虽行为人不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应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总的来说，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户内是认定“入户抢劫”的必备要件，故《解释》中的“当场”只能限定于在户内，但不仅限于被发现或实施盗窃行为的具体空间或时间。如行为人在被害人户内三楼盗窃，当逃至一楼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倘若行为人是在被追赶至户外时才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则不应以“入户抢劫”论处。
其三，有无抢劫的暴力行为。“入户抢劫”也是抢劫，“入户”只是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抢劫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暴力 ，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强制，其在多数场合下表现为极其危险、凶残的杀伤行为，以使对方完全丧失方抗能力，但有时也不一定要直接针对人体实施，对物使用有形力也是暴力。换言之，暴力要最终指向人，但是可以不直接针对人，几时是对物施加有形力，只要其能抑制被害人的意思、行动自由，这就是抢劫中的暴力。⑧虽然法律、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入户抢劫”的手段，暴力和胁迫的程度是否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呢？通说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此没有作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区分的进行看待：（1）当行为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并进入“户”后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对“户”内公民实施抢劫时，此时，应不必严格考察暴力和胁迫的程度如何，因为很难用具体标准确定暴力和胁迫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由于抢劫使结果犯，只要以当场是否强行取得财物作为既遂和未遂的界定即可；（2）但对于转化犯，通常分为改变犯罪意图和抗拒抓捕两种情况，前者如某小偷进入甲某家进行盗窃，当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或没有盗得财物被发现，转而改变犯罪意图进行抢劫，该种情形应视为与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无异；后者行为人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其目的往往是想继续控制已取得的财物，不让被害人或其他人夺回去或者抗拒抓捕而成功逃脱，此种情形转化为抢劫是无异的，但是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应考虑其使用的暴力、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当行为人的暴力或胁迫行为不以伤害被害人为目的，且在足以让自己逃脱抓捕或继续能够控制盗得的财物的范围内，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另外，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对入户抢劫中犯罪行为人的主体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实施入户抢劫的行为人往往是对被害人能造成心理上恐慌的人。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行为人的“入户”行为不能造成或者造成被害人心理恐慌的程度比较小的情况下，认定为抢劫是没有异议的，但认为“入户抢劫”还是值得商榷。如，行为人为甲某为乙的儿子，但非同其父乙一起居住，父子感情不太好。某天由于甲急需用钱，遂闯入其父母家并抢劫了其父母。在本案中，虽然甲入户抢劫了其父母，但由于其与被害人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因此其“入户”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慌最起码与陌生人不同，因此不应认定甲犯入户抢劫罪较为妥善。除此以外，由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特殊关系，对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对“入户抢劫”规定的微探。
“入户”抢劫与一般抢劫在刑罚上的区别是比较大的，前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两者在刑罚上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但由于现行刑法对此的规定仅限于抢劫与入户抢劫、盗窃与转化为入户抢劫之间，在认定上和危害性上的差距和区别远远没有在刑罚上的规定大，该规定难免有硬性之嫌。例如：甲乙二人合谋去某女性丙家抢劫财物。甲入室，乙在门口望风。甲在抢劫丙的手表时，丙哀求说手表对其很重要，请不要抢走，于是甲果真把手表放下，但是，甲责令丙脱去衣服，让其反转过身，对其进行猥亵，然后趁丙不备时顺手把手表偷走。后来，案发，甲乙落网。此案中，对甲乙犯罪行为的定性应如何，该怎么判？如按现行刑法对“入户抢劫”的规定，判决结果也许对乙的刑罚重于对甲的刑罚。理由：入户抢劫，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最低刑罚是10年有期徒刑。乙成立入户抢劫罪。（共犯，未遂）。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从轻或减轻。甲在抢劫时成立中止，中止犯应当减轻或免除。而甲后来实施的猥亵和盗窃教之入室抢劫都为轻罪。于是可能出现在对乙的刑罚高于甲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当作一个笑话一笑之，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对刑法关于“入户犯罪”的规定过于死板的注意。此处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不足：其一，在刑罚上，仅以实施“入户”与否作为判断是否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实有欠妥之处，对此应该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前提下，综合判处刑罚交较为科学；其二，将“入户” 仅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如上述案例中的丙的人身权利。笔者认为，“入户”侵犯的是被害人对家的安全感，应同样适用于强奸、猥亵、故意伤害等犯罪。以强奸为例，如女性在家中被 “入户”强奸，我们可以发现，“入户”的强奸犯罪对公民、对家庭的影响更强烈，如果不将“入户”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将不利于保护女性及其家人的切身权利，也不利于打击入户强奸女性的犯罪。
公民的人身与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心灵上对家的安全感也应受到保护。“入户”作为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必须承认抢劫与入户抢劫的刑罚上的区别的较大的，因此真正要保障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权利，必须正确认识“入户抢劫”的含义，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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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

李飞
e-mail: leephee@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监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 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 ，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 ，在这种法律监督权分配格局下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效果如何？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
法律监督乏力、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相关国家机关在其改革中，就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进，比如：
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加强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步审议；2006年3月9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督法已列入2006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39项改革任务，并于2005年10月26日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法院改革措施，两个纲要都包括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于2005年9月20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各自为阵，着眼于本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和职责的改进，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浅层的、非系统的作法，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的整体架构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改进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否则，如果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整体上的缺陷没有解决，那么各相关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国家法律监督的困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多停留在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层面上，或者仅就法律监督机制的某一具体缺陷提出修补、完善的意见，虽然人们也认识到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存在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但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解决，而忽略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其实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且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上入手，对我国法律监督机制提出一点制度上创新的构想。
二、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化
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人大法律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协调、监控其他国家机关正常、有效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关系个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运行。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立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2）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对违反宪法、抵触上位法及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但没有细化、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立法法》规定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下一级政府的不适当规章）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
2、在执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和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等），人大对于前者可给予立法监督，但对于后者从实体到程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力和执法监督的开展。
3、在司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二）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表面上虽然在上下、左右、内外都作了安排，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机制，主要体现在：
1、从上下来看，人大监督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最高层次的监督，但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在监督职能上与权力机关也存在重叠，另外它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没有沟通、配合及控制的制度化路径，人大监督往往由此受到人力、物力及信息的限制而难以取得实效。
2、从左右来看，除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乏协调制度，他们之间的监督关系未完全理顺，权力配置存在失衡，如检察机关既要行使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公诉的职能，又要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抗衡手段明显不足。
3、从内外来看，内外监督存在主辅倒置，如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而言，对他们的监督应该以外部监督为主，但是目前在制度上，注重的是其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而其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相对较弱。这就形成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其内部监督为主的现状，然而由于其内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权不清，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通，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法律监督在体制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三）法律监督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的规则包括法律监督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两部分。
1、法律监督实体规则的欠缺
我国现行法律监督实体规则存在诸多欠缺，主要体现在对于法律监督权各项权能的完备和细化、监督客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存在空白和模糊。原因在于宪法、法律虽然对法律监督主体的基本职权作了的规定，但由于根本法和基本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细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监督客体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督主体权限的不完备和不具体，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随之也出现欠缺，另一方面，虽然在有的法律虽然赋予了法律监督主体某项监督权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未规定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刚性和权威。
2、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程序是实现法律监督实体权力、达到法律监督目的的途径，法律监督程序完备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问题尤为突出，比如，对于人大法律监督程序迄今仍无专门立法，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作系统化的、步骤性的程序安排，也没有明确参与者的程序权利及义务，人大法律监督的在程序上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此有人呼吁：“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程序。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启动后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将现有宪法规定的人大监督职权程序化才是当务之急。”
（四）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关系不顺
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集中反映在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不顺，这种不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对党的监督，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制度上都不存在；二是两者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协调，人大监督依法处于最高的法律监督地位，但在现实中，当其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为党的监督所取代或因党的监督介入而不能有效开展。
造成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的主要原因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党领导人大，人大监督党”这是目前人们对人大与党的关系的通行提法。
“人大监督党”是有根有据的，（1）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2）宪法和人大组织法还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法律实施监督权，保障宪法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3）《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党领导人大”则只是对我国政治现实的描述，存在的并不代表都是合理的，这在理论上仍有尚待研究的地方，虽然我国宪法在序言中确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舍此以外，党的权力性质、权力内容，行使权力方式和程序，以及党的外部监督制度等等都没有作相应的立法，党实际上是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党组织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却又超越了国家机关，其权力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却又超越了国家权力。这种没有法律予以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民主法治原则，也不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
党在没有法律具体约束的前提下去领导人大，而作为被领导的人大是受法律约束的，他必须依靠和按照法律去履行监督职能，那么人大到底该依靠和按照什么法律去监督领导者这种没有法律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呢？这显然是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党的机构定位在国家机关体系内，党的领导纳入法制轨道中，党的领导法制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须迈进的一步，这既能巩固宪法赋予党的领导权，又能使党的领导与宪法确立的民主法治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制度上融为一体。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那么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很难理顺，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自不待言。当然，党的领导法制化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长期过程。
三、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构想
造成我国法律监督机制中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要理顺人大与党的关系，其关键问题是党如何在法律体制中行使其领导权和接受监督，真正实现依法治党和依法执政，对于这一政治体制上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二是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不科学，这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笔者正是由此入手，通过对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来构建一个主体明确、权限清晰、整体协调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克服现有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前提
有人认为我国要改变法律监督不力的困境只有靠西医，使用西方国家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来治疗。笔者认为，以三权分立为根本组织原则的议会制和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是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但都属于民主制度，都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基本思想内涵。人民主权思想是近代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有个人同意服从国家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 。人民主权基本内涵就是主权在民，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简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应该看到，我国的人民大会制在制度的完善程度上不及西方议会制，但不能由此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从权力结构上来看，与西方议会制政体有着不同的显著特点（或者说更符合效率原则的特点）：
1、从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议行合一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这些机构都要对全国人民代表人会负责并受之监督，这些国家机关没有任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抗衡的权力。这与西方议会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不同。